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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饮酒的故事 一 诗酒人生正少年
有人说，岁月像条河，人生是首诗，亦是那佳酿美酒，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则越醇厚绵长。记得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文革”的中后期，全国上下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运动正搞得十分激烈的时候，我与邻居且又是同学的少坚等人一起下乡插队，来到苏北一个叫作：南团人民公社新圩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我们刚刚步出校门，血气方刚，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我们满怀豪情壮志，决心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战天斗地，扎根农村闹革命。 我们十几个小知青到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了几十天以后，天气就进入了隆冬季节，每天北风呼叫，滴水成冰。不久，同一个母校、同一年级的国平等其他男女同学也陆续来了，顿时，小小的知青点一下子就增加到20多人。因此，公社领导特意划了一片土地给我们，专门成立了：青年生产队。由于知青们住的房子还没有来得及盖好，同学们便分散开来居住。每天晚上，我们八九个男知青就与带队的老干部、50多岁的唐主任挤在一间屋子里过夜。屋子里除了唐主任享有一张铺板床之外，其他的人都睡在他老人家床脚下的泥地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先在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然后把带来的被褥铺在上面“打地铺”，次日一早起来后，便再将被褥卷起来，用床单包好，堆放在一边。 我发现新来的国平总是一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的样子，便主动对他说：“你和我睡一个被窝吧。”国平来之前，我是与少坚同学睡一个被窝的，我为了安慰国平，便叫他与我同睡，叫少坚与另外一个叫水兵的小同学睡在我俩的旁边。大家挤在一起，倒也不觉得寒冷。令人难堪的事情是：大家劳动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后竟然没有热水洗脚，喝过稀溜溜的玉米䅟子稀饭后，就钻进冰冷而又潮湿的被窝里睡觉。不仅脚是冰冷的，而且也是臭烘烘的。让我们这些过去在城里家中”养尊处优”的一帮小弟兄们浑身难受，无比痛苦。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唐主任嘴里叼着一根香烟、盘着腿坐在床上对我们说：“因为柴草紧缺，要保证女同学们每天每人供应一瓶热水，男知青则没有必要供应热水。”同学们听了他的话，都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唐主任咳嗽了一下，接着又说：“现在，从我开始，大家每天晚上都不要洗脚，把热水省给女同学用。我们男人只要搓搓脚，把脚搓热了，这样的话，全身慢慢地就暖和了，就好入睡了。”唐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脚上臭烘烘的袜子扯下来，搓着自己的大脚丫子，现场给同学们做着示范动作。他老人家又说：“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新四军三师的地下交通员，为部队送信，经常每天光着脚板跑上百儿八十里路，晚上也不洗脚，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再也不提出要热水洗脚的要求了。可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唐主任抽的烟味，以及我们每个人身上发出来的一股怪味。因为，唐主任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抽上半天烟，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坐在被窝里呼呼地抽上一气才下床。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还不断地咳嗽、吐痰。所以满屋三间都充满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气体。对此，我们戏称为：“阿魔亚气体”。 国平每天早上起来，总是懒洋洋的，坐在地铺上，不断地唉声叹气，头发也是乱糟糟的，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而且嘴里不断喃喃自语：“我可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啊。”见他这副模样，我心里挺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经我反复追问，才知道原来他是1969年冬就随父母从无锡下放来本地农村的苏南人！ 他气呼呼地对我说：“同生老哥，我与你们不一样啊，我这是第二次下乡啊。前两年我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随父母回到大丰县城，在丰中只上了半个学期，就再次被赶下乡。我可真像诉苦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如果邓小平一伙复辟资本主义，我呢贫下中农会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啊！”他的一番诉说，引起了我无限的同情。我想，像他这种情况，我们知青点还有好几位呢，这有什么办法呢？全国各地亦然。我们同吃同住，日近日亲，感情与日俱增，后来在知青点的房子盖好了以后，我和少坚、水兵，还有国平几个“臭气相投”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搬进了同一间宿舍。 少坚是我幼儿园直至高中的同学，后来两家人又住在一个机关大院。我的父亲当年在江苏泰州经新四军苏中军区财政干校培训后，从事税务、金融工作；他的父亲是山东郓城人，参加八路军后，南征北战，后从朝鲜战场幸存归来。“冰雕连”的故事就是他在夏天晚间纳凉的时候讲给我听的。尽管他们都出生入死，多次立功受奖，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相继“落马”，都被打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农村，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我俩的母亲都是干校和军校毕业的所谓“国家干部”，尚因能与他们划清界限，则还被留在县直机关工作，苟且偷生。因此，我与少坚同学不仅家境相同，志趣相投，而且同病相怜，感情深厚。水兵小同学，虽然初中刚刚毕业，才16岁，但他的母亲说：“反正早晚要下乡，晚下还不如早下。”就把他送来了。他的父亲老王师傅是县商业局唯一一辆卡车的驾驶员，与我的隔壁邻居周保富叔叔两个人合开一辆这部卡车。据说，以前他们都是国军黄维兵团的驾驶员，后加入我军，去过朝鲜战场。我小时候经常坐着他俩去我老家扬州百货站拉货的卡车，他们也不住旅社，总是住在我的外公家里。只有国平是新相识。 国平老是十分抱怨地说：“我家倒霉透了，为什么呢？本来我家是不会下放的。可是，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要下放农村劳动的号召后，我父亲在别人的怂恿下，带头申请下放苏北农村，我父亲就稀里糊涂打了申请报告，当即就被批准了，而其他几个与他一起打报告申请下放的，一个人也没有被批准。我老头子这个老党员经历过许多运动，这一次竟然受骗上当了。要是他不打报告的话，可能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本来我大哥高中毕业是要考大学的，可是，“文革”一开始，高考就停了，于是，他只好插队去了建湖乡下插队，他接到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的来信后，当场就哭了，说这下可好，无锡是一辈子也回不去了！”国平说罢，连连摇头叹气。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下放，没好人。”来的人总是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从苏南下放来苏北农村的干部来说，意味着“流放”、“充军”。 由于，我们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不被领导待见，生产队队长知道我们的底细后，就从来不来我们的宿舍，总是与隔壁宿舍几个“根红苗正”的小知青同学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虽然我们无人问津，倒也自得其乐。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国平喜欢唱歌，不知道从他哪里弄来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一有空闲就从口袋里掏出来，对着歌本大声地唱着：“宝贝啊，宝贝，我爱你…”还有朝鲜民歌《桔梗谣》等等乱七八糟的“黄色歌曲”。他一改往常比较消沉颓废的情绪，常常一边唱着，一边还挤鼻子弄眼睛，向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与“鬼脸”，常常逗得我们哄堂大笑。而少坚喜欢写诗、填词。他熟读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唐诗三百首》，还有我老家扬州表哥送我的《宋词选》、《普希金诗文集》、《叶赛宁诗选》、《哈姆雷特》等，因此，常常在夜里诗兴大发，吟诗一首，或者填词一首，也不管不顾地推醒我，坐到我的床上来，在煤油灯下，大声地朗诵给我听；此外，他还经常要求我对他所作的“七言格律诗”、所填的“沁园春”、“太清引”、“满江红”、“忆秦娥”和诗（词）一首。我不忍拂了他的美意，便也诗兴大发，兴趣盎然，披上衣服起来，也做起诗来。就这样我们常常一夜无眠，不知东方之既白。正当我们兴致勃勃，余味正浓时，突然被立在窗外队长的一声吼叫惊醒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丢下手中的书本，忙不迭三地跑出宿舍门外，扛起大锹，挑着粪桶，一路高歌下田劳动去。 后来，我们弄来了一部留声机，又从淮南纱厂与丰中广播室里弄来了许多唱片。这些唱片有歌剧《刘三姐》、《洪湖赤卫队》、《黄河大合唱》，还有二胡演奏家刘天华的《病中吟》，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灵格风”英语教材唱片。当然，我还从家里带来了一小藤篓子图书，主要有当时比较时髦的刘大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杨荣国的《儒法斗争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文革”前出的《中华活页文选》、《唐宋文选》，还有几种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传》、《列宁传》与《钦差大臣》、《复活》、《静静的顿河》、《莱蒙托夫诗选》、《怎么办》、《猎人日记》、《契科夫选集》等苏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一些上海和苏南知青送给我的民国时期出版的《亚东图书》、《万有文库》；甚至还有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与哲学著作，当然，也包括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教材。林林总总大概有五六十种所谓的“黄色书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每逢我们三人读书、朗诵诗歌、演唱歌曲、听音乐的时候，水兵小弟呢，则半躺在床上，笑眯眯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他也陶醉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之中。此时，我们的阅读倾向已经从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这一类看腻味了的红色书籍，转移到《资治通鉴》和民国经典读物与内部出版供领导阅读参考的读物中来，我先后陆陆续续读到了内部出版的《胡适四十自述》、《林肯传》、《东条英机传》、《杜鲁门传》、《纳粹第三帝国的兴衰》等十几本书籍，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引起许多的困惑不解与久久的沉思。 国平具有音乐天赋，他可以通过听唱片，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二胡曲《病中吟》、《二泉映月》、《听松》等乐曲的谱子记下来。他告诉我《洪湖赤卫队》是F调，四分之四的拍子。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嘴里哼着，手舞足蹈，把这些曲谱一一记下来，仔细整理好，抄好了给我们欣赏，并从大队宣传队找来了两把二胡，一把自己拉，一把送给我拉。他示范着，指导着我拉。他说，《二泉映月》那个愤懑悲怆的调门时高、时低，变换较快，在开始拉的时候，手指先要向下滑动，从高音开始，然后再自然地向上滑动回到低音，特别是手指在弹奏那个颤音与向下、向上滑动的时候，手指之间需要轻快、自如的移动、跳动。我感到手指的快速弹动与弓弦拉动的力道之间的配合不易把握，虽然经过反复操练，但难以演奏出像他那样指法自如，配合默契、自然和谐、抑扬顿挫、悠扬动听的效果来。而少坚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无师自通，学会吹笛子与箫，他也常常教我。可是，在这些方面，我比他俩差远了，就像扬州土话里所说的那样“教的曲子唱不会”，常常荒腔走调，令人捧腹。后来，国平还将少坚写的一首名为《风》的现代诗歌，用南团小学里的脚踏风琴进行了谱曲，并在歌曲标题下方写上：莱蒙托夫词，柴可夫斯基曲。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并放开歌喉唱起来，那激昂的音乐、短促的音乐节奏与他激情澎湃的歌声，让无锡知青鲍老师听得如痴如醉，不禁走过来，好奇地发问，这是谁作的歌曲？国平随手把抄在纸上的歌词与歌谱递给他。鲍老师拿在手上一看，赞叹地说：“到底是名家的作品，好棒！”说着，他也手舞足蹈、有模有样地吟唱起来。事后，国平告诉我这件趣事，忍不住得意地哈哈大笑。 就在我们几个陶醉在自娱自乐之中的时候，一天上午，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看书的时候，唐主任突然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床沿上，抽着烟，板着脸对我说：“有人反映你们看黄色书籍，听黄色音乐，你把你们的东西搬过来让我看看。”唐主任这个严肃认真的态度让我吓一大跳，望着他老人家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只好丢下手中的书，硬着头皮把我那个装满书的柳藤箱子搬过来给他看。忽然间，我想起来了，唐主任并不识字，因为，他以前告诉过我，他之所以参加革命后当地下交通员，除了革命立场坚定、意志坚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出生穷苦，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不识字也是当地下交通员的一项重要的条件，因为，上级领导担心识字的人会偷看机密信件，从而导致泄密。所以，不识字是他的强项。后来，解放后他被送去扬州工农速成中学扫的盲，才认识了几个字。每逢知青们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他总是叫我读报纸和学习材料给小知青们听。想到这里，我就灵机一动，我想，今天我就蒙蒙他老人家一次吧。 于是，我就把柳藤箱里的书一本本地拿起来，逐一向他介绍每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介绍的是鲁迅先生的著作，然后再拿起其他的书籍逐一介绍。可是，他不等我介绍完毕，就指着《静静的顿河》说：“这是什么书？”我不慌不忙地说：“这是斯大林元帅率领苏联红军在顿河流域打击白匪帮的故事。”他随手拿过去翻了翻，说：“还有什么书？”我又胡说八道介绍了一通，反正说来说去都是革命书籍。其实，当时我们看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封资修黑货”，都是受到批判的“大毒草”。他看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头绪来，就瞪着眼睛反问我：“为什么有人反映你们看黄色书籍呢？”顿时，我笑了起来，拿起几本发黄的书说：“可能是年代久远，纸张的颜色已经发黄了，人家误会我们了。”唐主任听到这里，脸色由阴转晴说：“你们要注意影响，不要与人家闹不团结。”我说：“没有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啊。”我想，肯定是东隔壁宿舍的几个小人背后向他老人家告了黑状。接着，唐主任又对我们几个人的宿舍东看看西望望，看看我们收拾得也很整洁的，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悻悻地走了。中午少坚、国平下工回来，我把唐主任来我们宿舍检查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他们两人一声不吭，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我们确实有点儿“另类”，以后要小心点。 在劳动之余，我们有书可读，有音乐可听，有诗词可作，其乐融融。然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那便是：老酒！对于诗人来说，无酒，何以为乐兮？转眼间，春节将至，那是我们下乡插队过的第一个大年。为了让小知青们过好这个节日，唐主任是非常重视的。为此，他特意回县城向食品公司、糖烟酒公司求援，给我们买回了许多肉禽蛋与大肠、猪肝、肚肺等猪下水，还有十瓶一扎的几扎《洋河大曲酒》；与此同时，他还传达了公社领导的重要指示，春节期间青年生产队的知青必须在公社大礼堂演出一台文艺节目，然后再深入全公社各个大队与生产队，向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汇报演出。这可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啊。为此，唐主任特意召开了全体知青大会，商量成立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请来了县饮服公司的文艺人才孙军建同志现场指导，还请来从无锡下放来新圩大队的老文艺工作者马老师夫妇俩做总策划。 少坚与国平、水兵都被选进宣传队，担任不同的角色。过了几天，少坚愁眉苦脸地告诉我，节目单已经由马老师敲定了，但是，节目一开场是由男女知青二人上台朗诵一段台词，这个台词实际上是一篇诗朗诵，态度要热情，气势要恢宏，场面要宏伟，要充分体现我们下乡插队与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接受他们再教育的决心与态度。至于男女生独唱、合唱、舞蹈、相声小品以及二胡、笛子、琵琶、手风琴等乐器的演奏节目都已经一一落实好了，就是这个演出开场的长篇诗朗诵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来写。你能不能写一下？我说：“我又不是你宣传队的人，我只管烧饭给你们吃，搞好后勤服务，这个朗诵诗不应该由我写。”少坚说：“我跟国平商量了一下，这个任务只有你才能完成，其他人弄不了。”我看少坚与国平两人满含期待的样子望着我，不好意思再推却，想了一下说：“我试试看吧，写得不好，你们不要嫌弃。”“不会，不会！”他俩高兴地齐声道。 于是，每天晚上，吃完饭，收拾好厨房后，我回到宿舍，就端坐在行李箱前，把稿纸放在上面，搜肠刮肚地写起来。其时，我正好手头有一本著名诗人与作家黎汝清的《战旗颂》，这本不可多得的诗集我爱不释手，早已经翻烂了。我便拿出来，模仿着他的写法和风格，连续写了十几个晚上，然后，认真抄好，交给少坚带给马老师看。过了几天，国平对我说：“马老师问，这个朗诵诗是谁写的？我说，是一个叫陈同生的知青写的。马老师又说，我要见见他。”就这样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知青就摸着黑来到了马老师的家中。其时马老师的年纪大概在50岁左右，全身透露出一副标准的文化人气息，他中等身材，白皙而清瘦的面容露出亲切的笑容，握住我的手连声说：“你写的诗朗诵，很有文采，不错、不错呀，难得、难得，难能可贵。”接着，他亲切地叫我坐下，又问我读了哪些书，家庭出身等情况。马老师告诉我，50年代，他曾经在文化部跟着苏联专家进修过一段时间，学的是“斯坦尼斯夫斯基”导演理论，后分在江苏省文化厅工作，因为“右派”问题，下放到无锡文化系统工作……马老师与我谈话的时候，其他几个男女知青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兴趣盎然地在翻看马师母下放前在无锡锡剧团的剧照。他们看毕又拿给我看。马师母在一旁笑盈盈地告诉我，她是剧团里的“生角”，女扮男装。我抬头发现，马师母虽然年近半百，但她是四方脸，两眼炯炯有神，皮肤雪白，身材修长匀称，风度翩翩。我翻看着马师母的演出剧照，发现马师母演的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还有反特戏剧《羊城暗哨》里的狗特务，她的扮相惟妙惟肖，演什么，像什么，令人叫绝。此后，我还去过几次马老师家里，他们夫妇俩总是那么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小知青。后来，我做民办代课教师期间，公社文教办还请他来给我们讲授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分析课程，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知青点宣传队的汇报演出在公社大礼堂如期举行，获得空前成功，引起轰动，每天早上，他们都坐着拖拉机，顶风冒雪，一路颠簸，奔赴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了20多天。他们一下子都成了明星、大腕，无论走到哪儿，男女老少都乐哈哈地围着，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在过年的聚会与庆祝会上，我们开怀畅饮，一下子就喝掉十几瓶“洋河大曲”。特别是，我发现我与少坚、国平等人居然能喝半斤多老酒而不醉。那一段时间，我们频频聚会喝酒，情绪高涨。一次，少坚涨红着脸笑着提议说：“我一喝酒就发狂，就想作诗，就想攀登三山五岳，我干脆就叫‘五岳狂夫’吧！”说着就把手中的酒碗扔向门外的棉花地里说：“看吧，我们比一比，看谁扔得远？”接着，国平也醉意朦胧地往床上一躺，把头枕在手上，眯着眼睛说：“我就叫‘月下醉翁吧’，你们看如何？”我大笑着说：“我们现在新圩大队这个地方，我就叫‘新圩酒徒吧’，我的雅号比你们俩小一点，你们都以天下为己任，我不如你们啊。”国平一听我说，我们现在还在新圩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唉声叹气地说：“普天之下皆黄土，可有三夫之路否？”听罢，他如此悲观的话语，我一股豪气从胸中涌出，当场口占一绝：“振衣千仞冈，极目向四方。何谓行路难？浮云一扫光！”少坚随后接着我的话语大声嚷嚷地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拿起毛笔，转身信手在宿舍门后写了几个歪歪倒倒的大字：“千里马之舍遥望天河。”后来，国平为此还画了一幅画，以此自嘲。画面上是：一个头发似蓬蒿、醉醺醺的男子躺在高悬天空上的一轮明月下面，头枕在自己反背在后的手上，跷着二郎腿，叼着一根香烟，身边地上是几个竖立与倒伏的酒瓶，地上还有一摊从倒伏的酒瓶里流出来的酒痕。 时间一晃而过，1976年金秋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随后不久，邓公复出，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我们三人陆续考上了大专院校，水兵与后来的唐国强则去上海、北京部队当兵去了。为送别无锡知青国强从军，少坚特意做了一首词牌为“满江红”词：“壮士从军，容光处，英姿雄健。几番浩气贯沧海，无限情怀吞江天。重抖擞，漫道征途长，正少年。风萧萧，浪滔滔，勿回首，但向前。燕山登高处，此刻应念，寒夜挑灯共览书，月光谈笑照无眠，待何时？相逢话相别，开心颜。” 我们挥手告别了曾经为之洒过汗水、付出过辛勤劳动，也得到不少欢乐的这个苏北小村落，开启了我们新的人生，分别在新时代的征途上，一路高歌奔向远方。 作者：陈同生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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