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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中日双方经过“武汉会战”，使日寇在“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狂妄政策宣告破产，从此，中日战争便陷入长期的战略僵持阶段。对于日本这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来说，不得不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疯狂地掠夺我沦陷区的各种物资，以便维持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态势。 苏中地区滨江临海，十分富饶，敌伪垂涎三尺，图谋已久，势在必得。1941年2月21日，日军南浦师团占领泰州后遂成立了“江北拓殖株式会社”，并分别在南通、盐城设立了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东台设立了“棉业统制委员会”，针对“两台地区”（台南、台北，今盐城东台市、盐城市大丰区）特有的棉花、食盐等战略物资和粮油、生猪等其他大宗商品物资进行疯狂掠夺，血腥搜刮，妄图垄断市场，扼杀我抗日根据地。1944年5月19日，伪东台“棉业统制委员会”库长清水亥三郎来台北垦区视察时被我台北独立团在第二次七灶河伏击战中抓获。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43年以前，日寇每年在这里夺走棉花就高达20多万担，食盐几十万担；这一时期，敌伪先是利用在上海缴获的国民政府发行的数百万“法币”进入苏中地区套购物资，尔后又强行推行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企图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经济命脉，陷我抗日根据地为死地。为了应对敌伪的经济侵略，保护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生存发展，保障部队、机关的供给，保护和发展地方民生。在苏中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我台北地区的抗日军民，多措并举，与敌伪展开了一场较为漫长而又十分艰巨的经贸保卫战，从而斩断了敌伪伸向我抗日根据地的黑手，保证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1941年10月14日，新四军第二挺进纵队进入垦区中心集镇大中集，在东台税务总局（直属苏中区财政部领导）尚未成立的时候，便立即成立了“大中集税务分局”。在徐鸣（徐学海）、朱道生等新党员的密切配合下，税务工作者们深入台北垦区“大丰公司”、“裕华公司”等四大公司调查摸底，制定税种、税率；同时，对农田每亩加收5毛钱、食盐每桶加收2元“抗日捐”。不久，我方全面接受了泰州国民政府设立在东台地区的“盐务管理局”，并在两个月内，发动群众征收粮食逾63万担；接着，于1941年4月在盐城成立“江淮银行”，在根据地发行“江淮币”，把“印钞厂”设立在新丰镇的“鼎丰公司”内。发布布告，禁止伪“中储劵”进入根据地，一经发现立即予以没收，一切货物都以“抗币”定价，确立“抗币本位制度”，成立了“台北银行”，由台北财经局长金逊兼任行长。规定商人必须以“江淮币”纳税，在根据地内货物交易均以“抗币”结算，商人必须把在敌占区交易中所收的伪币交给抗日民主政府，由我公营贸易机构在对外贸易中集中使用。通过一系列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长期艰苦的抗争，至1944年底，我方把伪“中储币”完全挤出了抗日根据地。 短短数年间，我抗日民主政府就逐步建成了较为健全的财政、金融、税务、粮食、工商与供销及贸易等经济管理体系。 1941年夏，台北县行政公署成立后，在大中集税务分局成立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了三个税务分局，在台北垦区和沿海灶区等周边地区陆续成立了新丰、金墩、南阳、裕华、沈灶、小海、大桥、西渣、堤东等十多家税务所，其中一些税务所下面还设立了税务小组，形成了稳固的税收工作网络，从而基本控制了这一地区的税源。在与敌伪争夺税收的长期残酷的斗争中，许多税务工作者长年分散战斗在税收工作第一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是，我税务干部前后也被敌人捕杀了20多人。其中，新丰税所负责人陈逸生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深入敌人在新丰镇的据点里与敌人谈判，迫使敌人让步，同意我方税务人员进入敌据点收税。为了把税收征收到敌伪据点里去，1944年2月18日，台北县政府财金局召开敌据点商行老板座谈会，大中集、新丰镇等敌据点有30多家商行老板前来我根据地------垦南区政府所在地南阳镇出席会议。经过形势与政策宣传教育，这些商行老板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民主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们一致同意向根据地缴纳税款。此外，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税务部门还动员盐垦公司和地方士绅在缴纳粮赋外，自愿捐助现金和田地给民主政府，台北县政府先后两次成功地组织了“献金百万银元”的运动，发动根据地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抗战。 1942年5月1日，日军在华北冀中平原发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各个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为了粉碎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上的困难，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1942年12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解放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随之各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6月上旬，苏中区党委在三仓北边的吴家村召开了苏中区各县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在会上说，我们今后总的任务，就是党中央、华中局提出的敌后三大任务：战斗、生产、学习，以积极增强自身力量，粉碎任何严重的“清乡”、“扫荡”，达到坚持苏中原地斗争的目的。粟裕同志要求：各个地区只有经济战线上之斗争才能给敌人更严重的打击。今天经济建设之重心，应集中于生产建设。 台北地区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在小海、西团、白驹等镇传统的商业贸易比较发达，垦区来自南通、启海地区的移民与上海、苏南等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综合这些有利的条件，在台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运动与对外经贸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迫切要求。台北县除了扩大农业生产外，还先后办起了土布厂、肥皂厂、卷烟厂等十多家公营企业。为了防止敌人套购棉花、食盐、粮油等大宗物资，台北县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禁止粮、棉、盐等物资非法出境的布告，并相继成立了公营的贸易公司，对棉花、食盐等战略物资实行公营，统一进出口管理和对外贸易。并在大桥镇成立了一个行商协会，登记入会的行商共有500多人。规定行商外出经营必须持有行商协会的会员证，所属关卡才予以放行。对出口的棉花、食盐、粮油等物资均必须由县政府货管局核准审批，领取登记证，向公营公司购买，并规定凡是出口到敌占区的货物，一定要购回相等的我根据地缺乏的物资回来。 1944年春，由台北县政府财经局出面，在川东、草庙、王港等地开办了“盐民运销合作社”。把盐民组织起来，从盐商（垣商）手上夺回了他们把持了上千年的购销权，摆脱了盐商对盐民的残酷剥削。具体的做法是：以盐民生产的盐入股，由合作社制定合理的收购价（高于垣商的收购价），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留下部分作为发展基金外，其余到年底按股分红，维护了盐民的利益，得到了盐民的衷心拥护。合作社组织船队把生产的食盐集中起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运往大江南北，换回盐民所需的粮食及生活日用品。这样既减少了奸商的盘剥，又摆脱了伪币通货膨胀之苦，大大改善了盐民的生活，得到了广大盐民的拥护，到1945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参加盐民合作社的盐民达到了8271人，占盐民总数的40%以上。民主政府以低于国民政府的税率征收盐税（国民政府盐税折合成大米，每担盐税在130—170斤大米之间）。据有关资料统计，1941年至1945年，苏中区境内14个盐场共产盐550万担，民主政府对每担盐征收的税款以折合成大米90斤计算，达500多万斤，有力地支持了战争。 与此同时，在万盈墩开办了“隆茂商店”，统一管理棉花的销售。由台北县政府财经局副局长、贸易局局长陈松涛兼任经理，虞磊任副经理。在万盈墩和洋岸分别设立了收花点。“隆茂商店”共有40多个员工，拥有两个轧花车间。经营业务主要为：收购籽棉，然后加工成皮棉，所收购的棉花从地区换回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军需与民用，提高了棉农的生活水平。此外，还收购粮食、食盐，把食盐出口到敌占区，换回我根据地缺乏的五洋百货、棉布、药品、铁丝、电池、电筒、火柴、煤油、白报纸以及武器弹药。在“隆茂商店”的基础上，当年秋还在大桥镇设立了一个“同济北号”，在东台一仓河设立了“同济南号”。由于买卖公平，价格合理，服务周到，农民们纷纷把棉花卖给我公营商店，就连敌伪占领的大中集花行里的一些老板也偷偷将所收购的棉花运到“隆茂商店”出售。 搞好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一环。1943年秋，从台北王港和东台强港出动了40多艘木帆船，由苏中贸易局长杨森培、台北县贸易分局长朱道生等带队航行至胶东半岛，用棉花换回了苏中区所需要的地雷、子弹、步枪、硫磺、花生油等物资。这样既改善了我根据地的民生，又解决了部分军用物资的问题，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台北地区第二次建县后，将原公营的“同济商店”改建为苏皖边区政府一专署“江海总公司”，公司住在大桥镇，而后成立了东台、海安、如皋、泰东、台北等5个分公司。台北县公司则是在东台分公司大中集营业部的基础上成立的，由虞磊担任经理。在小海镇和大中集分别设立分店。1948年秋，台北全境得到解放，台北“江海公司”遂从南阳镇搬到大中集。“江海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一是收购籽花、皮花、土布、细布、粮油，供应部队；二是通过商人到“蒋管区”购买军需物资，保证部队需要；三是供应民用生活必需品；四是掌握商情（含蒋管区）和市场物资供求情况。如果商人抬高物价，公司就大量抛出；如果商人不压价，公司则大量吃进。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为目的，为战争服务，为人民服务。其时“淮南纱厂”的皮花全部由“江海公司”负责供应。 这一时期，为统一经营与管理棉花等大宗战略物资，中共华中分局决定成立一个棉业专营公司，于1946年3月，在东台城里成立了“华中利丰棉业贸易总公司”，由时任华中局财委、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任董事长，龚意农任总经理。总公司在射阳合德、南通掘港、台北大中集分别设立了三个分公司，主要经营花、纱、布等物资。随着蒋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形势日趋恶化，“利丰贸易总公司”于当年秋从东台搬迁大中集、新丰镇等地继续经营，并立即将所有物资秘密送往上海抛售，将所得现款换成十多麻袋金砖（条），上缴苏皖边区政府下辖的“华中银行”（前身为：江淮银行）。人员大部撤往山东，留下的工作人员并入“江海贸易公司”，坚持斗争。1948年夏秋间，该公司再次于大中集恢复经营，由陈松涛任经理，次年迁往东台，结束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作者：陈同生 蔡健 陈亚新 编辑：吴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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