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二
昌大原籍是本地乡下人，其实他还是幸运的。1968年出去当兵，3年服役期满后，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全国各企业技术工人青黄不接。于是他被分配在县城一家国营机械厂里做电焊工。他10岁生日时，由其父母作主，让他与同村一个名叫凤英的小丫头订了娃娃亲。按当地农家说法，长子在“长尾子”的时候订亲，“传后”的希望就大。凤英比昌大小3岁，还是“男大三，抱金山”的美姻呢。正因为信奉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婚后的昌大，就像走进了一片沼泽地，陷入了这个累赘、拖沓而不堪负重的“半家户”之列。
昌大的家，远在离厂百里之外的一个闭塞小村庄。每逢厂星期六的傍晚和星期一的黎明，便是他那辆破旧不堪的“永久”牌自行车轮胎，与路面进行激烈磨擦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要回家的。而不管怎样，他又要来厂里上班。
因为，家里8亩责任地的春播秋收都要等着他去安排。家中一切杂七杂八、鸡零狗碎的事儿，都要等着他这个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去逐一完成。自结婚以来，凤英一连三胎生的都是“千金”，大的才读小学三年级，小的刚满4岁。求子心切的昌大，为了能够圆上“传宗接代”的希望之梦，在顾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前续上香火，他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忠孝节义”，已到了痴迷的程度。想方设法盼子、求子的心愿已经不能自拔，当然也顾忌不上计划生育政策这条“高压线”了。
那年凤英身怀六甲已是第三胎了。昌大盛气十足地掏出厚厚的一沓五百块钱来，往前来动员他老婆去做人工引产的村干部面前狠狠地一砸，说道：“你们这些家伙，罚吧！我不当超生游击队，但一定要做一个有人叫我大爷的再生正规军。哼！这一胎我非生不可……”
然而，上帝却有心不睁慧眼，偏偏又帮了他的倒忙。那足有一年工资加奖金，再赔上自家责任地里约半年收成的“500大洋”，眼睁睁地打了个水漂。这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卖。
前些年，凤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由于早先未得到及时治疗，已落下很重的病根。一到冬天，人就喘成一团。平日里则是肩不可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半个植物人了。
俗话说：“多儿多忧，家有病婆娘百事愁。”但这些“忧”和“愁”，对于昌大来说又好像不屑一顾。他的人生信条是：“只要身上穿得暖，肚皮填得饱，睡个安稳觉，就足矣、足矣！”
而当务之急，是他不得不考虑的，而且是必须要考虑的，如何精耕细种家里的几亩责任地，怎样想方设法在厂里多加几个班。地里的收成和他的工资、奖金、加班费，才是维系这个家庭生存下去的“硬道理”啊！这一点，他的心比泉水还清三分呐。一家5口人的吃、喝、拉、撒、穿，不依仗这个重要的“硬道理”，又依靠什么呢？
当然，他必须要准时准点来厂里上班。厂里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是饭店、旅馆，你想来就来，要拔腿走就走的地方。再说了，日后养老送终还得依靠厂里呀。
有一次“双抢”季节，昌大家中责任地里的麦子亟待收割，自己亲手培育的稻秧已破土而出。他厚着脸皮向工长请假，让他回家忙上2天。可工长却乜斜着双眼，黑着一张充满地狱戾气的脸说：“厂里的生产任务这么重，你也请假，他也请假，本月的指标完不成，由谁来负责啊？如果不按时完成这个硬邦邦的，犹如泰山那么重的任务，车间主任不把我推上‘断头台’，也会送我上‘审判席’！我是这个铆焊工段的工长，可不是赤着脚在田埂上挑起担子，喊着号子的生产队长……”
自从那次碰了钉子后，他就暗暗发誓：“家中那怕是在失火，也不去自讨没趣了。”况且病、事假一个月超过3天，就会取消当月奖金的。全年病、事假累计超过20天，年终奖就会减去一半，甚至面临着泡汤的可能。而生产任务拖了大伙的后腿，车间主任肯定有看法，同事们对自己也会横眉竖眼的，班里各项评比一定会落下名次，自己调资升级也会受到影响。只有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后，不失时机想方设法，尽量找一些“额外收入”，才为上上之策啊。
有什么办法和窍门，才能让自己的口袋里哪怕是多出一毛钱来，去缓解目前家中的困窘呢？昌大还是将希望寄托在家里几亩责任地的收成上。他总是这样来算账的：如果地种得相当好，每亩就有可能增产100斤左右的粮食。按水稻、小麦每年轮种一次，两项加起来，8亩地一年就能多打一千五六百斤粮食。如果平均每斤以一毛五分钱的价格卖给乡里的粮站，每年就可以活脱脱地增收200多块钱哩……
（待续）
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