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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戴南花杨庄属于里下河地区，自古沟河纵横圩堤相连，虽无“水何澹澹，洪波涌起”的气势，却也是碧波荡漾杨柳依依。陈二郎上初中前，虽然学校的老师说起自行车来绘声绘色；操场上放的电影里，骑自行车的人神气活现；在外面闯过江湖的大人们聊到自行车，就如同喝了八两酒一样，但少年陈二郎对真正的自行车连看都没有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陈二郎和他的几个小玩伴正在学校操场上追逐嘻戏，这时从南边的“里弯槽”来了一位外地人，他人高马大推着自行车问到：“小朋友，你们花杨的潘良芝家住在哪里啊？”打闹嘻戏的陈二郎他们，虽然对庄上大人的那些事不怎么关心，但对“外流户”潘良芝一家，他们多少还是晓得的。艰苦年辰外出讨生活的潘良芝，在老家开始分田到户的时候，拖家带口回到了花杨，他老婆和六七个孩子讲着一嘴的外地腔，给二郎这帮皮猴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把脚踏车让我们推一下，我就告诉你。”二郎和另外一个胆子比较大的皮猴子答道。庄外来客爽快地把自行车交给陈二郎说：“那你们就推着自行车，带我去他家吧。”二郎和几个皮猴子接过自行车，四五只小手搭在车龙头上，左摇右晃、铃声不断、嘻嘻哈哈地为这位庄外来客带路了。1981年，陈二郎范进中举后，背着母亲缝的被子、拧着父亲改造过的木箱子，乘轮船到泰州，再从泰州乘长途汽车到南京上大学。直到三年后，学校组织到丹阳练湖农场实习，陈二郎才真正开始学自行车。那年在练湖农场实习，二郎和他的同学们吃住都在农场。实习之余，二郎和几个来自农村、还不会骑自行车的同学，借了农场职工的一辆半新不旧的二八大杠，来来回回地在农场又长又宽的机耕路上练起来。你骑过来，我骑过去，经过几个来回、摔了几个跟头后，二郎终于可以摇摇晃晃地把那条又长又直又宽的机耕路骑到头了。有人曾经问二郎：“什么事，你最好，好得不得了？”二郎回答说：“在学自行车时，当你要会不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与二郎一起实习的同学，有的去逛丹阳城了，有的去钓鱼摸虾了，有的在看书下棋，二郎与另外三四个同学又去机耕路上学自行车了。由于只有一辆自行车，几个人差不多半小时才能轮上一圈，所以半天下来二郎并没有骑上几回。暮色渐浓，天色已晚，几个同学意犹未尽，骑了还想骑。那个时候，丹阳城里的路灯尚且昏暗，练湖农场的机耕路上更是灯无一盏。就在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之际，陈二郎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农场场部之时，不知哪位同学在身后喊了一句：“长新，前面有条沟。”二郎本能地回了一下头，只听“咣”的一声，自行车失去平衡，二郎连人带车摔了下来。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为巩固自行车的学习成果，二郎从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处借了一辆自行车继续练习。二郎的南农大在中山门外卫岗，哥哥陈大郎的部队在中山门外孝陵卫，两地虽相距不远，只有“两站路，5分钱”，但南京的丘陵在卫岗与孝陵卫之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坡。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二郎又去部队看望哥哥了。刚刚学会自行车的二郎兴正高瘾正浓，才出南农北大门不久，他就东望都门信马归，顺着长坡往下冲。冲着冲着，突然前面的梧桐树上掉下来一根枯树枝，二郎猝不及防，胯下自行车“哗”的一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车尾朝前车头朝后。虽然人未摔伤，但裤子却被“嘶啦”扯了个大洞。无奈之下，二郎只好穿着那条破裤子去了部队。1985年7月，陈二郎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赣榆县柘汪乡工作。柘汪是江苏最东北的一个乡，骑自行车一刻钟就能到山东。当年的柘汪乡共有10个村，其中9个沿海。海边不仅湿度大，太阳不落山就要把被子收回家。海边的风也大，无风也起三尺浪。有一次，二郎从柘汪乡最东边的响石村骑车回乡政府，由于是顺风，刮个不停的海风几乎把二郎直接吹回了柘汪。双手紧握刹把的陈二郎挺直腰板，挂云帆驾长风，犹如操控老家的大蓬船一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柘汪，虽然还比较穷，除了过境的国道外，全乡都是砂石路、烂泥路，但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乡党委乡政府还是十分关心的。见陈二郎没有自行车，工作不方便，时任乡党委书记戴书记就要求，把乡领导淘汰下来的一辆旧自行车配给陈二郎，维修发生的费用由乡里报销。推着骑着这辆已被海风侵蚀得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陈二郎心里还是很知足并感激的，“有，总比没有强”。满心欢喜的陈二郎，把这辆“产权归公，钥匙归私”的自行车的得车修车过程，写信告诉了在南京当兵的哥哥，本想与哥哥分享快乐的。没想到，陈大郎接信后不久，便省吃俭用花了190元，为陈二郎买了一辆二八凤凰自行车。收到哥哥寄过来的崭新自行车，陈二郎激动万分。既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而开心，也为“让哥哥又破费了”而感伤，那时的190元，二郎三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在柘汪工作一年后，陈二郎有幸被连云港市委研究室选调了。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作为研究室年龄最小的一位，陈二郎几乎天天早早到班到岗，主动夹报纸倒痰盂，积极参与走访调研和座谈讨论，争取机会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领导认为二郎“工作上基本摸到门了”、“有培养潜力”的时候，月老给陈二郎与曹二妹抛红绳了。二郎与二妹同为花杨人，两家知根知底。一年后陈曹两家开始谈婚论嫁了，“谈”“论”的结果是，要二郎东南飞，调回扬州老家。经历了艰难与曲折，经历了失望与希望，经历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1989年的国庆节后，陈二郎终于收到了梦寐以求的调令。没有花前月下，相思全靠电话。月圆最是相思时。1989年的那个中秋节，虽然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去完婚了，但相思的魔力还是驱使陈二郎请假回家。回家前，二郎作了认真的准备。既有连云港的山楂酒，又有花果山的苹果。既有单位分的、自己舍不得吃的上好月饼、外贸罐头，更有二郎节衣缩食买给曹二妹的一辆浅绿色“永久”自行车。三十多年前的江苏，经济虽然相对发达，但水多桥多决定了江苏的交通还比较落后。曹二妹从扬州教育学院毕业后，被分回了老家戴南中学当教师。为了与二妹中秋相会，陈二郎提前三天买了“新浦—盐城”的长途汽车票。请合住集体宿舍的舍友帮忙，把装满山楂酒、苹果、月饼、罐头的大纸箱子驮到了长途汽车站。上车前，又请驾驶员把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固定在了客车顶部的行李架上。上车后，陈二郎没有按指定的座位就坐，而是坐在了驾驶室的发动机箱盖上，他要看着那只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大纸箱子。到了盐城，陈二郎赶紧补了张“盐城—东台”的汽车票，待长途汽车换了驾驶员后，继续跟车往东台赶。下午四点左右，一路颠簸的长途汽车终于进入东台地界，估计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东台汽车站了。望着西下的太阳，想想到了东台汽车站后去戴南还要往回赶，陈二郎心里着急，他请求驾驶员：“师傅，天黑之前我要赶到戴南。等会儿，你能不能在通时堰的路上把我先下车？”见驾驶员爽快同意，陈二郎千恩万谢：“一定，一定。我下车一定快一点，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大约十分钟后，长途汽车停在了通时堰的公路边上。驾驶员爬上车顶，麻利地解开固定行李的绳网，把那辆浅绿色自行车取了下来。二郎赶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接住，并对驾驶员再次表示感谢。驾驶员回了声不客气后，赶紧上车重新发动车子，关上车门继续往前赶了。扶着那辆崭新的自行车，拧着塞得满满的帆布背包，陈二郎这时才发现，刚才只顾从车顶上取下自行车，只想到“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他几天前精心准备、临行前左捆右扎、上车时请人护送、上车后就怕丢失的那只大纸箱子遗忘在了长途汽车上。望着汽车已经消失的方向，看着太阳开始落山、晚霞开始升起的天色，再想想到时堰到戴南还有几十里的路要赶，陈二郎摇了摇头。丢了准备带给父母、准备送给丈人丈母娘的中秋节礼物，让二郎懊悔不已。但想到马上能见到曹二妹，二郎又来了精神。在天色渐晚、明月初升中，陈二郎满心喜悦地背起帆布背包，踏着浅绿色自行车，朝着戴南的方向赶去。
陈长新，籍贯兴化，笔名陈二郎。曾任泰州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扬州市委副秘书长，扬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中共扬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
荐稿：沈培林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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