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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瓢城，并非至今不知其址的“盐渎故城”，而是通常说的老县城。南宋与元朝时期，盐城曾筑土城，屡有修缮。明永乐十六年（1418），防倭指挥杨清、守御千户冯善重修盐城城池，始改为砖城，并在城外筑月城，驻军把守。
县城形制至此确定，直至抗战时期，前后500多年没有大的改变。在城为厢，出城为乡。上图为瓢城复原模型。
上月在盐城东门闸（老城近郊）西汉大墓考古中，发现一只2000多年前的水瓢，有市民戏称，这是瓢城之源。当然也只是戏称，毕竟瓢城的建成才600年出头。 这座存在了500多年的瓢城，老盐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承载了无数的人文往事，又是怎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呢？
这是古瓢城仅存的一截城墙包砖遗址，位于“瓜井仙踪”景点里。寥寥几块厚重的大青砖，见证了改朝换代的沧桑、热兵器时代战火的摧残，在今人眼里，却已很难还原当年的古城面貌。
清代盐城县城墙砖，系市民方先生4年前在市区县前路盐城宾馆游泳馆工地寻获，并捐献给了博物馆。其实，早在三四十年前，尚未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扩张和建筑材料更新换代，在盐城人家看到古城砖并不是一件稀罕事，笔者就曾见过两次，当时只是诧异于此砖宽大厚实，作为屋基和垫脚石很是合适。
那么，这座古城是在什么情况下毁掉的呢？人们常说是毁于抗日战火，真是这样吗？ 翻看县志，有如是记载：
“1938年3月30日，日机首次对盐城狂轰滥炸。4月26日，日军逼近盐城时，时任国民党江苏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杨庚，在弃城前奉命纵火。日军占领盐城后，又四处放火，连烧七天七夜。火后，全城到处断壁残垣，原拥有1万余户的城市，变成一片焦土废墟。”
这是古城522年来最大一次劫难。其时，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小小一座县城自难幸免。不过，这把劫火烧毁的多是城中的民用建筑物，古城墙除了部分炸毁之外，依然倔强地挺立在串场河畔。
笔者查到曾考亭先生遗作《盐城镇文史资料拾遗》，个中提到：1934年，因县政府在旧城墙上增开新西门，市井出现一段无稽之谈，“盐城是个瓢城，开了新西门，瓢已经破了，不能盛水，将来不是没有财发就是要遭水灾。”这当然是个笑话，毁坏古城的是战争，而不是自然灾害。
前番“焦土抗战”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在日军撤离盐城后的“1939年，原国民党盐城县政府下令拆除城墙，其方法是各乡分段丈量包干，没有工资，以砖代酬。”
不过，此举看来并未全毁，县志刊发的1941年《盐城县城厢图》上，依然有完整的城墙存在。即使到了1947年8月中旬，华野发动“叶挺城战役”时，古城墙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原南空副参谋长、华野12纵35旅103团（即“叶挺团”）团长王志增回忆打进县城时的情况： “趁着敌人哨兵缩回城楼里躲雨的工夫，我31名勇士迅速渡过护城河，悄悄隐蔽在城墙下，城头哨兵走动的声响都听得一清二楚……我31名突击队员突然向城头甩出大量排子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随即八架云梯靠上了城墙，一排长马标拖着负伤的右腿，奋勇攀登，仅用了四分钟就冲了上去，第一个把红旗插上了城头。”
时任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记者的戴煌亲历其事，他于1987年撰写的《胜利之路烈士的血肉铺就——盐城攻坚战前线采访记忆片段》一文中，还原了持枪参战打下县城的场景，“当时我已19岁，才第一次目睹这高大厚实的古城墙，而得到的‘见面礼’却是一场血肉相拼的白刃战！”
由此可见，直到1947年8月，古瓢城仍然基本保持原貌，依然高大厚实，但已有一部分毁于战火，有些地段已成了高大的土圩子，包城的大砖已流落民间。在重火力之下，建于平原上的古城越来越不重要，至多只是局部加固，已无全部修复或重建的必要。 县志记载，抗战中，“为便于疏散人员，民国县政府通知各区派工，于1939年4月拆除城墙。50年代初，仍残留旧城墙根痕迹，今已无存。”建国后百废待举，城乡建设步伐加快，破城、拆城，取料他用，平城建设，似属必然。 一句“今已无存”让人无奈。本城最大最重的古迹就这么一点点消失，徒留后人扼腕一叹。今天造再多古城、古街，也只是座新建筑而已。
补说一句：谁拆毁了泰山庙？
一度作为新四军军部的泰山庙，在瓢城西门外。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驻盐伪军赵云祥残部，为控制泰山庙制高点，下令将庙内部分未塌的庙房拆除，取下砖瓦木料，在庙后土墩上筑碉堡，使泰山庙彻底毁坏。
来源：盐渎杂谭
荐稿：程可石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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