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儿开哟……”每当这凄美动人的旋律在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她——就是我尊敬的陈何老师！
认识陈何老师，是在1978年，那时，我刚调进建湖县文化馆工作。那个年代，县里没有图书馆，县文化馆的阅览室是喜爱阅读者唯一的去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图书室差点就“人满为患”。每天一大早，就有读者在门外等候，更有很多报刊图书，邮递员还没送来就被读者预订了。而当年的阅览室，就是由陈何老师负责的。
我还记得，新刊物上架前，陈老师总是先让我一睹为快，旧杂志下架时，陈老师也总是按我的喜好把这些杂志留着，让我把精彩的内容悄悄剪走。我至今仍保存着的十多本剪报，就是在她的关顾之下完成的。
当年，我从《辽宁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东北一位农村老大娘培养了五个大学生，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由宋春丽主演的电影《九香》，并获得多个电影大奖。作品中九香的身世与遭遇，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总被其中的很多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篇报道，恰恰就是陈老师向我推荐的，这让我记忆犹深。
（左）1963年陈何老师摄于淮阴。
（右）1962年春四兄妹在宿迁公园合影。
刚参加工作时，我和几个小青年住集体宿舍，只要有什么好吃的，陈老师都会悄悄叫上我们。记得那时，我经常下乡做基层群文辅导工作，知道我有时回城很晚，她都会留点好吃的放在锅里，像慈母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时间长了，她就成了我心中的“陈妈妈”。
当年，她是被落实政策后安置到县文化馆的。作为老干部遗孀，陈老师是从近湖公社西葛学校调进城里来的，丈夫周加伯原任洪泽县县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来文化馆时，陈何老师带着四个儿女，还有八十多岁的外婆，挤在文化馆大门东侧约六十多平米的两间半小平房里。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她小女儿周爱红与我同岁，从卫校刚毕业，就被分在了建湖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做护士。护士要经常值夜班的。对此，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陈何老师始终坚持接送爱女，从未间断，直到小女儿结婚后调到淮安。
陈何老师曾当过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到文化馆工作后，基本上都听不到她唱歌了。在我印象中，只有那么几次，当阅览室下班空无一人时，她偶尔会清唱几句。就这么几次，她长时间被压抑的、低沉而婉转的嗓音，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深切感受到她不同寻常的音乐素养和人生经历的坎坷。听她完整地唱一首歌，还是在一次“庆七一”全县歌咏比赛上，机关党委代表队的领唱者就是陈妈妈，一曲《红梅赞》她唱得激情澎湃，余音绕梁。那一刻，大会堂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在议论这位陈老师究竟来自哪里，那颇为专业的演唱技巧和情感投入，让原先所有不了解她的人一下子记住了她，记住了她超常的歌唱天赋。
由于种种缘故，陈妈妈与我既是同事，又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我天生直率倔强的脾气，多次招惹了单位的同事们，陈妈妈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护着我。时常会与我叨唠她的喜怒哀乐和过去的人生传奇经历。久而久之，我成了她忠实的听众。陈妈妈说，她出生于1931年2月13日，正是腊梅盛开的季节，故取乳名“孝芳”。父亲陈贞吉毕业于清华大学，时任海门县中学校长，书香门第，受文人世家的熏陶，陈妈妈读书时不仅语文和英语成绩好，还写得一手好字。
1949年5月，18岁的陈何在海门中学读高中，因擅长歌舞，被部队特招，从此穿上了军装，进入了苏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在那个新旧社会交替、激情燃烧的年代，穿上军装的女战士陈何，有了全新的生活体验和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锤炼了她坚韧不拔的意志，磨炼了她百折不挠的品质，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最让她感到欣慰的，她在部队收获了幸福的爱情。由于性格上的契合和情感上的融洽，她与步兵102师政治部的周加伯相爱了。周加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德才兼备，为人纯朴善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也正因如此，让他们从志同道合的战友，发展成为彼此相爱的恋人。1953年5月1日，在战友们的祝福下，他俩终于结成了幸福的伉俪。“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她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息。”五月，部队传唱最火的就是这首《五月的鲜花》。每当唱到这首歌时，他们就热情高涨，激情飞扬。五月，已成为那一代人难以忘却的火红岁月。
从那以后，她们家4个儿女取名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红”字。“红”色，象征着热烈与燃烧，也象征着悲情和壮烈。可谁知道，她们后来的命运都与这“红” 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底陈何夫妇和爹爹奶奶、奶妈、大红、二红、三红合影。
1955年11月，陈何老师夫妇从部队转业到南京工作。1959年为支持苏北的发展，全家搬迁到淮阴，周加伯任淮阴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64年，调到洪泽县任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妈妈在洪泽县直属机关干部学校任职。那是陈妈妈和周加伯夫妻最为美好的岁月。尽管期间遭受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夫妻恩爱，儿女满堂，即便是粗茶淡饭，一家人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
1966年，“红色”政治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她们家也在一夜之间被卷入其中。身为洪泽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周加伯，莫名其妙地成了走资派，每天都要在单位做检查，深挖灵魂深处的活思想，早请示晚汇报，还时不时地遭受造反派们的批斗、游街。不久，走资派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被下派到了县“五七”干校。
1970年元旦前夕，陈妈妈带着孩子们下放到了丈夫的原藉——盐城市建湖县近湖公社刘桥大队安家落户，而周加伯一人则留在了洪泽。虽然两地分居，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对方。
1971年7月，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周加伯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关进了“小分队”。20天非人的生活，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尽管如此，生性耿直、宁折不弯的周加伯，还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不白之冤。他在检查中写道：我不是“五一六”，我也没有发展任何人参加“五一六”。“ 我宁可自己全家背黑锅，也不能让同志们背黑锅。”身处逆境中的他深知，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他孝敬赡养，下有4个未成年的儿女需要他抚养教育，还有情笃意深的妻子需要他与之风雨同舟。然而，为了不牵累同志，为了他人的安危，周加伯在真理与屈服面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
1971年8月7日，陈妈妈突然接到电报，要她速去洪泽。得此电报，陈妈妈急忙带着小女儿，途中几经周折来到洪泽县后，迎接她的却是周加伯已去世的噩耗。当头一棒！刹那间，陈妈妈好似五雷轰顶，直觉得天旋地转，天昏地暗。昏沉沉中，耳边听到的只有严厉的训斥声：“不许哭！他是现行反革命，你必须跟他划清界线。”
1957年5月2日外公和秘书(后排左一)母亲、父亲、大红、二红、三红及奶妈在南京钟山陵合影。
就这样，在一片恐怖惊悸中，在政治压力的逼迫下，陈妈妈连丈夫的遗体都未能看到。周加伯作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反革命516分子”，其家属连遗体告别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周加伯就这样惨死于运动的迫害中，他带走了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也带走了自己的冤屈与侮辱。离开了同事，离开了妻子儿女，无声无息地走了。面对冥冥苍天，爱夫深切的陈妈妈悲愤力竭：“加伯！你那不散的冤屈之魂，今在何处？！”
周老伯被迫害致死，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坍塌。
在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41岁的陈妈妈挑起了上有公婆和母亲、下有四个儿女、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
面对八口之家，陈妈妈那几十元的工资根本难以维持。为减轻家庭负担，才满16岁的大儿子周方红只得放弃学业，回家务农。在县城读书的两个孩子也为了节省开支，周末舍不得花费一角钱乘车上学校，硬是用瘦弱的身体背着粮食，带着咸菜，步行十几里，往返在学校与家相连的路上。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妈妈一放学就匆匆往家赶，既要烧煮，又要喂猪，还要浇菜，一直忙到天黑再到学校晚办公。沉重的负担和日夜操劳，使她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导致经常眩晕，呕吐，晕倒。老人家的病根就是在那时落下的。
看着儿媳来回奔忙，公公婆婆非常心疼。他们是懂道理、识大体的人，视媳妇为亲生女儿。在儿媳悲观忧伤时，他们常以乐观的心态开导、劝慰，这令身心疲惫的陈妈妈特别欣慰。就这样，一家人在艰难困苦中相依为命，患难与共。这种从苦难中萌生出来的情和爱，给了陈妈妈支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也给全家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2020年5月陈何老师佩戴建国一百周年纪念章和二儿子一家(孙女、孙女婿)、二个女儿合影。
十多年间，陈妈妈没有放弃为丈夫申冤，一直不停地向各级政府领导写申诉信。
1973年，全国形势有所好转，特别在“9-13”事件之后，虽然左的势力还在横行，但党的政策也在逐渐暖化。由于落实下放干部政策，陈妈妈被分配到近湖公社西葛学校任教，除担任初一班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外，还兼任全校的音乐课。
生活的起起落落，坎坎坷坷，使陈妈妈懂得了人世间的艰难，多少次擦干眼泪走进课堂，和同学们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我的祖国》《黄河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熔炉火最红》。也就是借助这些歌曲，让陈妈妈在放声高歌中渲泄着自己饱受沧桑的心灵。
在真理的道路上，往往坚持真理比寻找真理更为艰难。而尤其难得的是，还要在坚守那份初衷的同时，在布滿荆棘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由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陈妈妈年年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她以近乎狂热的工作来麻木自己，努力让自己忘记失去丈夫的痛苦。因为她始终坚信，阳光一定会驱散阴霾，普照祖国大地。
怀着这样的信念和信心，陈老师数年如一日地踏上了艰难的申诉路。那时的她总是揣着一摞厚厚的材料，带着年幼的女儿无数次从建湖坐船到益林，然后再坐过路车经淮阴转车到洪泽。那时候，交通很是不便，通常到益林后等一趟去淮阴的车要几个小时，有时候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过路车，常常有过路车客满的情况，到站也不停。遇此情况，只好在益林住一晚。即使当天搭上过路车到淮阴也要在亲朋家过一夜，第二天才能赶到洪泽县。
据小女儿周爱红回忆，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母亲带上她去为父亲申冤，住在洪泽的东风旅社。那天，广播里在不时播放龙卷风警报，洪泽县有关方面生怕泄露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真相，便将此当做借口撵她们走。那一趟，在去淮阴的客车上，只有母女俩人，风雨交加，天空一片昏暗，直到过了洪泽湖大堤，母亲才松了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眷顾我们，否则龙卷风就把我们连车带人都卷进洪泽湖了。
真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苍天不负苦心人。1976年，“四人帮”终于垮台。周部长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在洪泽县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那天，成百上千的花圈布满会堂，几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周加伯部长生前的领导、战友、亲朋都怀着悲痛的心情前来吊唁。由于周部长生前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淳朴的老百姓感念其恩，都自发地前来参加悼念。一时间，人山人海，哀乐声、哭泣声在会堂上空久久回荡，告慰着九泉之下的不屈英灵。陈妈妈心中默默祈祷着：加伯啊，你地下有知，看到这一幕，定会感到欣慰的，你用钢铁意志铸成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必将永放光芒。
1978年，由于地方政府的照顾，陈妈妈从西葛学校调往县文化馆工作，直至1986年光荣离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望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往事并不如烟。在欲说还休的人生悲欢里，有过燃烧的激情岁月，有过幸福而浪漫的爱情，经历了艰难坎坷，方知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已深深地融在一起。
都说人生无悔，人世间最难得也最值得珍惜的，是患难中的友情。陈妈妈永远不会忘记落难中曾向她们伸出援手雪中送炭的领导、同事和战友。特别是许多老战友们，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给予她全家人的帮助和关怀，这一份恩德将与日月同辉。
回应着大家的爱，陈妈妈也对身边的人付出了无私的爱，不仅是对家人，对那些贫苦的人也一如既往。当年她下放在刘桥大队，邻居家缺吃少穿，她也会时不时地在自己的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伸出援助之手去接济人家。
陈妈妈热爱生活。退休后积极参加老干局举办的各类文艺演出，发挥余热。陈妈妈珍爱生命。看到流浪动物也要带回家收养，最多时养了五只狗一只猫。有一次，狗妈妈生了三只小崽子，同事周雪娥想要一只，媳妇便悄悄地给了她。后来老人家知道后，说啥也不同意，生怕人家亏待了小狗崽，一直追到人家家里把小狗又抱了回来。有一次，家里跑丢了一只猫，她竟然在街头巷尾找了一个星期，直到找到为止。
有此善心，理应有好报，毕竟苍天也是讲究公道的。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可叹的。在陈妈妈送走了三位老人后，担任县物资系统财务科长的大儿子“周方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了下岗职工。为了生计，他被逼离乡背井，北上打工。2005年底回家过春节，他劳累过度，因突发脑溢血而不幸辞世，当年才五十岁刚出头。2018年11月，二儿媳身患癌症，医治无效，又撒手人寰，令人唏嘘。
2004年国庆节陈何老师和大儿子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也许是老天的眷顾，让她忘却曾经的苦难；也许是丈夫在天有灵，不忍心让她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2002年，时年74岁的陈妈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生病后第一个被忘记的人就是她日思夜想为之流干了眼泪的丈夫周加伯。失忆加重与日俱增，出门走失找不到家，前说后忘，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疯疯癫癫，时常会狂笑。我去淮阴看望她，她似乎开心极了，把我拉到身边，竟然说出了一句“小朋友，你长高了”，这令大家面面相觑，啼笑皆非。
十八年过去了，如今91岁高龄的陈妈妈谁也不认识，不言语，神情黯然，目光呆滞，犹如一尊植物人，完全丧失生活能力，全靠儿女和保姆悉心照顾，喂饭，定时给她变换坐卧体位……尽可能让她舒适，减少并发症出现。
左图：2020年12月15日陈何老师摄于建湖城市嘉园二儿子家。
右图：2016年9月陈何老师和小女儿摄于建湖县城市嘉园。
陈妈妈虽然完全失去了记忆，但她依然美丽，她白皙的脸上常无意识地露出甜美的笑容。这时的陈妈妈似乎潜意识沉浸在自己少女时代的梦里：阳光下，鲜花簇拥，她灿烂地笑着，无拘无束地奔跑着，仿佛她又回归了当年与周加伯相知相爱、志同道合、欢乐愉快的幸福时光……
此时的陈妈妈，其心灵与大自然，与亲人、与战友、与崇高的理想融合在了一起，与我们在心灵的相互交汇中交谈着、神游着。这应该是她对美好未来无比憧憬的内心世界。
陈妈妈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她占了两个。“凄风苦雨”这足以成为她艰苦、孤寂生活的写照。我由衷地为她祈祷：愿老人家在童话般的世界里无忧无虑、无病无痛，安度余生！
提笔到此，我的双眼早已湿润，且思绪万千。不知怎的，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电影《苦菜花》中的主题歌，那悲歌声声、哀曲阵阵又一次刺痛了我那颗已被我身边的那朵“苦菜花”感动了无数次的心：“苦菜花儿开哟……”
2020年11月22日
夏健才：曾用名夏健。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四十余载，自幼受父辈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一位热爱生活、珍惜缘份、喜欢文学、酷爱摄影的基层群文工作者。多年如一日，坚持业余写作，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曾在国家、省（市）级报刋媒体上发表过三百多篇(幅)作品。算是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一些或深或浅足迹的有心人。年届花甲志犹存，以心记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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