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韩国钧有没有拒任“伪省长”？

morpheus

【导言】韩国钧，泰州泰县海安镇人，光绪举人，曾任民国北洋政府江苏省民政长，江苏省省长。抗战期间，辞官回乡的韩国钧于海安镇北徐庄避难，日伪得知后，威逼利诱年事已高的韩国钧出任伪职。韩国钧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保持了晚节。至于日伪威逼韩国钧任何伪职，几十年来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韩国钧是拒任“伪江苏省省长”。这一说法可能有误。

引言

韩国钧（1857-1942），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抗日英烈”之一，泰州市泰县海安镇人。辛亥革命后，韩国钧曾两度主政江苏。1941年，韩国钧避难海安镇北的徐庄，敌寇包围其住宅，利诱威逼韩国钧出任伪职，被严词拒绝。此后韩国钧积愤成疾，于1942年1月23日去世。

当年，敌寇利诱威逼韩国钧，究竟是要他出任何职？是任“伪省长“”吗，笔者认为这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

一、敌寇是逼韩国钧任“伪省长”吗？

最近，笔者读到的数十则文献资料，几乎一致认定：敌寇是逼韩国钧任“伪省长”。

不妨先看几段文章摘录：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著名的爱国人士韩紫翁曾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几次三番请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他没有卖国求荣，而在堂屋里摆了一口棺材，以示至死不当汉奸。韩老不顾九十高龄，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四处奔走，不幸于1941年秋被反共顽固派出卖，身陷日伪囹圄，但他至死不屈，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①

写敌寇逼韩国钧“任伪江苏省长”的这段文字，1983年就出现在大学生读物中。大概是最早的“拒任伪省长说”，可是，短短一段有三处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韩国钧1913年9月7日至1914年年9月5日任江苏省民政长。1922年6月16日至1925年5月8日任江苏省省长。两次主政江苏，均为北洋政府任命，与国民党无关，更不是“省主席”。二是1941年韩国钧没有90岁，三是韩国钧没有被关进大牢，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13日，日军南浦旅团长、伪国府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等威逼先生出任伪江苏省长，均遭严辞拒绝．他写下金代爱国诗人元好问之诗句:“日月不随南北转，古今谁见水西流”以示誓不从敌的决心。日伪无奈，将先生之长孙带泰州作人质，先生仍坚不从命。

上述引文见《韩国钧年表》，后面附有说明：“本年表系根据韩国钧自著《止叟年谱》《永忆录》及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江苏党史资料、海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其他有关近现代资料整理编写而成。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文献资料尚嫌不足，故缺漏、甚至舛讹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②

邹家南先生很谦虚，但该“年表”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上述文字中，元好问的诗句出自《镇州与文举百一饮》：“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逢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邹家南先生的《韩国钧年表》引用元好问诗句，是否有误？

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之余，竟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舆论，通过汪伪将韩国钧的隐蔽地点出卖给日寇。韩国钧遂于1941年9月13日落入魔爪。得悉韩国钧到手，汪精卫亲笔手书伪江苏省长的委任状，派伪国府秘书长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七十六号”特务头子、大叛徒李士群亲见韩国钧“劝进”。苏北各县日酋伪官更是一起出动。面对群魔，韩国钧大义凛然，将汪精卫手书的“委任状”掷之于地，踩在脚下，痛斥登门汉奸是“卖国贼、亡国奴”，将其逐出门外，责令日酋立即停止烧杀奸掠等暴行……

东台日军司令官山崎达马强令韩国钧赴南京朝见汪精卫并就任伪职，韩国钧坚定地回答：“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也不当一天亡国奴！”山崎兽性发作，以手枪指挥刀相威胁，韩国钧冷眼相对：“我刺刀见过，枪也见过。今天，你们杀也杀在这里，打也打在这里，我一步不跑！”随即进入内室，取出当年日本天皇御赐的短剑，责令日酋以此剑动手，并说：“老夫砍头当抛帽！”日酋见状惶恐退下。③

这段文字的作者尚金州是研究中共党史与东北抗战史的教授，他写韩国钧殉国，具体而生动。韩国钧把汪精卫手书“委任状”踩在脚下，责令日酋立即停止暴行，并取出天皇所赐短剑，日酋见状惶恐退下。这一场景如同电影画面，韩国钧的高大形象如现纸上，如在眼前。不过，《炎黄春秋》虽然宣称“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上述文字，尤其是“取出当年日本天皇御赐的短剑”的描述，总感到像是小说。

扬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范崇山在《关于韩国钧生平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笔者访问韩国钧后人王义芬、俞秀清，亲友王痩生、韩忠义，随身侍从程敬五，厨师吴开贤、王玉林，以及陆平安等十余人，他们均否认赠剑（刀）一事。”“韩国钧一生中只去过日本一次，时间是1905年9至12月三个月，出国前任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出国时辞去职务，是以民间个人身份（非官方派出代表）去考察实业的，天皇不可能接见他。”“有赠短剑或军刀之事，其年谱、自传中不会省略、遗忘或隐瞒。”④

写敌寇逼韩国钧任伪省长的文章，笔者读过不下三十余篇，姑且列举这三篇不同年代的文章吧，既然这些文章存在明显的疏漏或错误，那么，写韩国钧任“伪省长”出错也并非没有可能。

1941年，韩国钧已85虚岁，四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敌寇逼如此高龄的老人任要职，是否不合常理？再从年龄看，韩国钧比汪精卫（1883年生）大26岁，比李士群（1905年生）大48岁。1925年，韩国钧就已辞官归乡。他跟汪精卫、李士群有过交集吗？读韩国钧《永忆录》、《止叟年谱》等文献资料，片言只语都没有找到。“省长”是要干事的，汪精卫会逼一位自己并不熟悉的老人任“江苏省长”吗？笔者自然感到怀疑，产生困惑。

二、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文献资料

对敌寇包围徐庄，逼韩国钧任伪职一事，查阅1949年之前的文献资料，相关记载亦有不少，且举数例：

敌酋南浦旅团长，伪国府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联袂莅韩宅，企图逼降。经紫老严拒，敌酋气丧色沮，伪官亦腆颜自惭，乃以移家海安为请。敌伪期以软化政策，欲污清名。紫老厉声答曰：“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可奈何罢去，而武装软禁之势乃更剧烈。紫老之病遂笃，终于不起。

上述文字见陈毅《记韩紫石先生》，载1942年5月11日《盐阜报》。据该文所述，1940年，陈毅经陆小波介绍，结识韩国钧。1940年冬天，陈毅“移师海安，与韩宅比邻，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文中，陈毅用了“逼降”一词，并没有说明逼韩国钧任何伪职。

1946年，上海《大观园周报》第16期发表署名梅瘦的《韩国钧凛凛大节》，有如下记述：

据说，泰州自沦陷之后，一般汉奸宵小，咸趁机活动，组织所谓“地方维持会”，敌人以紫老硕德望重，为绅缙领袖，苟得其出任伪职，尤足以资号召，乃派人邀其出主维持会事，紫老辞以老病。然敌人必欲得之而甘心，数数遣人前往相逼，紫老义不屈节，卒峻拒。④

 “据说”一词，表明不完全确定。不过，敌人逼韩国钧任泰州“地方维持会”会长，这跟逼韩国钧“出山”，日方职务最高者并非来自南京，而是驻扎泰州的“南浦旅团长”，也算合乎常理。

泰县为前江苏省长韩紫石（国钧）老人故里。紫老于民二、民十两主省政，为苏省巨绅之一，与南通张啬公（謇）齐名。抗战军兴，国军西移，泰县亦继京沪之后沦陷，敌人乃胁逼紫老出主“维持会”事，峻拒之。⑤

上文作者署名“晶来”，只写敌人逼紫老“出主维持会”，但没说是什么地方的“维持会”。当然，以上两段文字摘自一九四六年上海的大众报刊，其信息可能来自传闻，未必可靠。

 “日人视海安地形，将军事属于东台，政治属于如皋。”“设于苏州之江苏省政府派有县长视事，而政令不能行至海安城上。”“秋间，沈县令欲将海安行政向驻在该镇之日人交涉，划归县府管辖，并由驻泰之日军司令南部襄吉函敦聘止老到泰面商一切。老人以病辞。古历九月派兵多名到徐家庄，布成长行队伍，类似包围。有代表以舁去之空神舆，欲强请老人乘舆到泰，声称以避新四军要挟与利用。其时公虽有病，尚能行走，声明既居乡间，绝不到城，亦不为任何方面服务。”⑥ 

上述文字摘自《渔村戈氏日记》，作者戈嘉德，字秉直。

1899年生，1951年去世。戈嘉德居泰州城南西打鱼湾，原为店铺学徒，后为儒商。据他的“日记”，日兵到徐庄，是伪泰县县长沈道叙要求把海安划给泰县管辖，日军司令南部襄吉敦促韩国钧到泰州商量此事。韩国钧拒绝后，日兵至徐家庄“强请”，仍然未成功。据文中“行营中将参议薛少庭往徐家庄向止老致敬，兼以请示……登程时曾询余”，戈嘉德应该非常熟悉海安或韩国钧，否则薛少庭不会询问戈嘉德。文章开头“本年”，注释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说明该则“日记”写于韩国钧去世之年，其可信度，作者不妄评。

宗孝忱 (1891-1979)，字敬之，江苏如皋人。民国初年赴日留学，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1924年，宗孝忱被选为江苏省参议员，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咨议及省政府秘书长。”（见《韩国钧朋僚函札名人墨迹》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96页）。“在南京期间，省长韩国钧引荐宗孝忱与张学良相识，深获张学良赏识，延揽为西安行营秘书，成为智囊。”（参见《韩国钧朋僚函札名人墨迹》。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96页）1925年（民国十四年），69岁的韩国钧辞去江苏省省长一职。回到故里后，跟宗孝忱仍然保持密切关系。1931年（民国二十年），宗孝忱《观鱼庐稿》印行，韩国钧为之写序。其《南溟杂稿》收录了《海陵韩公遇难始末记》（见图），该文记载如下：

南部密令山下，邀公至泰，盖南部早承日伪遣部总司令烟畑六之命，必将得公以为功也。十月下旬，某日，公病，未漱。山下鹄立，叹述南部奉命迹公所在，已阅两月，必公出以安江苏黎庶。预驶小轮，舟泊近徐庄，迫公行。公慨然曰，吾老矣，多病，且谢事久。南部何人，吾安能听命哉？山下复强公行，公曰；果不见谅，复惟一死。复索左右，公曰：“散在四方。”山下计穷，暂退。……东台日军司令挞马，又承南部命，率所部助山下挟公行者也。……而山下挞马相继逼公，并索公左右。公坐神色不变。孝忱适在徐庄，乘间视公，公泫然出涕。众相视，计无所出。从日军至者，又以险语怂恿公家人，谓公如坚不肯行，众将拥公升舁，或登舟，公衰，何以堪此。竟夜议不决。家人欲以孝忱代，孝忱坚拒之，公亦弗许。……十一月上旬，南部又亲率所部突至徐庄，将欲挟公以西，公言侃侃，述所志与病益详。厉声曰，徐庄，吾死所耳。将焉往？南部见公果衰病，且无苟合意，赠公以牛若丸小瓷像，而去。

宗孝忱“适在徐庄”，系亲见者，所记有不少细节，例如，山下受南部密令“邀公至泰”，交通工具是“小轮”。挞马也是“承南部命”，协助山下。面对敌寇，韩国钧严词拒绝，神色不变，但宗孝忱“乘间视公，公泫然出涕”——面对老友，韩国钧流泪了。南部不死心，第三次亲自登门，“见公果衰病，且无苟合意，赠公以牛若丸小瓷像，而去。”牛若丸（うしわかまる）（1159年—1189年6月15日）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悲情英雄。赠韩国钧牛若丸像，不知道是不是连日酋南部也赞韩国钧是中国的英雄？南部“邀公至泰”，“必公出以安江苏黎庶”，换言之，也就是“安抚老百姓”，“为伪政权服务”，具体任何职，宗孝忱没写。按常理，如果是任伪省长，汪伪政权的江苏省府在苏州，应该是汪伪中央来人，让韩国钧去苏州。 

1949年前的文献资料，还有不少写了敌寇逼韩国钧任伪职一事。例如唐文治《原任江苏省长泰县韩公紫石神道碑铭》：

 “迁徙泰县之徐庄；敌寇诇知之，三十年9月13日黎明，突率骑包围公寓，强公出山任伪政府职，公坚辞，敌出手枪手梏威胁之。公怒，厉声叱日：‘吾八十余老翁，本欲求死，即枪毙，我决不畏!’”⑦

这段文字与陈毅写的“企图逼降”相近，对韩国钧任何“伪职”没有写明。

再例如蒋维乔的《韩紫石先生传》：“9月13日，黎明，驻防海安之敌寇山下队长，率敌兵百余名，至徐庄，将先生住宅包围。直入卧室，逼先生回海安，即日出山，为南京伪政府服务。”（见一九四六年《新中华》杂志复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第六十页），冒鹤亭《韩国钧传》：“驻海安之山下队长，率兵至徐庄，围所居宅，迫之出为南京伪政府服务。不从。”⑧

韩国钧任江苏省长时，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两人交往频繁。冒鹤亭是如皋人，与韩国钧的往来信件，《朋僚函札》中不止一件。这两位名士写敌寇逼韩国钧任伪职，都是“为南京伪政府服务”，具体任何职，没说。任“江苏省长”和当“维持会长”都可以叫“为南京伪政府服务”，因此，敌寇逼韩国钧任“伪职”，我们不能确定一定是任“伪江苏省长”。

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十年来，很多文章写敌寇逼韩国钧任“伪江苏省长”，所写场景与人物对话，大多与陈毅《记韩紫石先生》中的记述相近，大概是参考了陈毅的文章。

陈毅《记韩紫石先生》发表于1942年5月11日《盐阜报》，该文内容一定是“信史”吗？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1942年1月1日，《盐阜报》创刊（1945年8月停刊）。该报先是中共盐阜地委机关报，后改为中共盐阜区委机关报。韩国钧被围徐庄，与外界的通讯几乎隔绝，陈毅要写韩国钧在徐庄的情况，特别是写韩国钧与日伪头目的对话，无录音，也无文字记录可以参考，要写具体，确实很难。再说，战争年代，媒体也是舆论战的阵地，陈毅写《记韩紫石先生》，有没有“舆论战”的考虑？有没有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适当虚构，合理补充？要知道，“适当虚构”只要合情合理，是可以的。陈毅从对已有利、鼓舞士气出发，把韩国钧斥敌，拒不屈服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未尝不可。

进入和平年代，我们不需要战争时期“舆论战”，完全可以从容地搜集资料，探究历史真相。我们是否可以不再把战争年代的一些认知绝对化，认为只要是陈毅写的，一句话也不能怀疑，一定是“信史”？对此，笔者也有些感到困惑。

三、“吐出一只鹅”的联想

小时候听过一则故事：东庄张三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李四看见说：“你这口痰白得像鹅毛”。路过的赵五听见了，告诉王六：“东庄张三吐出了一根鹅毛。”王六去西庄访友，告诉老友：“咱东庄张三张口吐出了一只鹅，白的。”几天后，西庄村民纷纷在传：东庄张三吐出一只雪白的大鹅，那鹅嘎嘎地叫着，飞走了。”

吐痰本平常，转述变生动。近几十年来，笔者读到不少文章写韩国钧坚持晚节，都认定韩国钧是“拒任伪江苏省省长”，作者类似于上述故事中的李四，还是类似于赵五、王六，甚至类似于西庄村民？

笔者想到了杨贵妃之死。乐史(930年至1007年)《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贵妃“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乃‘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

乐史是依据《唐国史补》转述出了错，陈寅恪觉得“殊可笑”。敌寇逼韩国钧为汪伪政权服务，会不会因为韩国钧当过江苏省省长，在转述中也演绎为“当伪江苏省省长”呢？

据《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见1989年《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作者蔡德金）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粉墨登场是1940年3月30日。其行政机构依照国民政府机构组成，设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及军事委员会。为标榜“民主政治”，汪伪政权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制度宪法，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此前，在上海召开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已通过决议，如“修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主席代行总理职权，推汪精卫为主席。”“修正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并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在此背景下，汪伪政府最高领导人为“主席”（区别于蒋介石政府）。据“百度百科”：“高冠吾（1892―1953 ），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1940年汪精卫“还都”后，先后任伪江苏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省长，江西省长兼绥靖主任，国府委员等伪职。……抗战胜利后，高赴沪置居，易名张天云，二个月后，因组捕风声日紧，离沪到新四军北移部队，随军到苏北、鲁南。1948年，随军到济南,任山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2年患肝病,1953年8月29日病逝于山东省省立医院，葬于济南市金牛山公墓，墓碑为：‘山东省文管会委员张天云之墓’。”

上述史料告诉我们：1941年9月，南京汪精卫政府并没有省长一职，江苏省最高官员为“省主席”高冠吾（李士群夺得此职后称省长）。韩国钧任“伪江苏省长”，就没了着落。

当然，习惯使然，不少人仍然称“省主席”为“省长”。“高冠吾的前任伪省长陈则民是江苏绅商集团的一员，陈下台后，江苏绅商集团便向日本人势力寻求靠山，闻兰亭、江上达、蒋君辉等人与驻沪宁的日本军方来往密切，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日军对这帮人也很重视，李士群便串通日本人佐佐木太郎拉拢这批商人，欲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扳倒高冠吾。”“李士群与佐佐木关系密切，因此，佐佐木也成为李士群谋夺伪江苏省长宝座的主要帮手。”⑨

1989年，《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有蒋光宇的回忆文章：《李士群谋夺伪江苏省长的经过》，文中说：“那时，我担任伪江苏省总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绅商集团的对外代理人，直接参与了‘拥李倒高’活动。”对李士群为夺取江苏省主席位置，与绅商集团结成“倒高联盟”，该文写了1941年：“10月上旬，李士群列举高冠吾十大罪状向南京伪监察院提出弹劾，陈群到苏州调解未成。至此，李高之争，在京沪一带已闹得满城风雨。……李士群为了促成他的企图早日实现，要求我能请江上达和闻兰亭亲赴南京打通日军最高当局的关节。”

地处京沪线中心的横林是粮食集散地。1942年11月下旬，“横林事件”爆发，蒋光宇继续写道：“为了使横林事件获得解决，促成‘拥李倒高’早日成功，江上达亲自出马，偕同蒋君辉、赖志潜和我到苏州访问小林，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日军对高冠吾的压力亦步步加重……伪调查统计部会同日军苏州宪兵队搜查了伪江苏省粮食局……一群经办军米的大小汉奸惶惶不安，逼得高冠吾走投无路。”

对李士群利用横林事件，以反腐败为名，逼高冠吾辞职，马振犊、陆军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也有阐述：一件伪官员利用职权敲诈案，成为李士群攻击高冠吾的契机。李士群大造舆论，说江苏省政府腐败，矛头直指高冠吾。李士群与佐佐木关系密切，南京日军最高当局佐佐木也成为李士群谋夺高冠吾宝座的主要帮手。

蒋光宇的回忆文章《李士群谋夺伪江苏省长的经过》中写道：“高冠吾到处碰壁，被迫于12月下旬向汪伪行政院引咎辞职。1943年1月22日，汪伪行政院免去高冠吾伪江苏省长职务后，在最高国防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正式任命李士群为伪江苏省省长。”⑩

李士群想取代省主席高冠群，如此艰难。韩国钧在1941年9月13日被逼之前，按《渔村戈氏日记》记载：“其时公虽有病，尚能行走。”年富力强，正处心积虑谋取“省长”职位的李士群，他会来逼疾病缠身、风烛残年的韩国钧“任伪省长”吗？更何况当时的汪伪政府只有江苏省主席，并没有“江苏省省长”一职。

还有，某些文章还写了李士群拿来了“汪精卫手令”，使“可信度”更高。可是，这样写有两点不符合常识：任伪江苏省长，一是要走汪精卫政府的组织程序，二是高冠吾要愿意让位。1941年9月，韩国钧在徐庄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写敌寇逼他任“伪省长”，笔者又怎么能不感到困惑呢？

笔者查找了不少资料，发现“韩国钧拒任伪江苏省长”这一说法源于范崇山、程奎中的文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韩国钧》，该文发表于1984年第1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范崇山、程奎中并没有韩国钧拒任伪省长的一手资料，如此写可能是受林远主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基础》影响，也有可能是想当然。记得读大学时，老师多次讲，有些历史你可以回避，但是不能篡改。为了拔高或贬低某个人物，随意改动真实的历史，更是学者的大忌讳。韩国钧面对敌寇，大义凛然，其民族气节并不取决于所拒官位高低。他只要拒绝为汪伪政权服务，哪怕拒绝的是“举手之劳”，“非不能也，吾不为也”，与拒绝任“伪省长”，同样令人景仰，值得赞颂，你说呢？

1984年第1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90页截图。这可能是很多文章持“韩国钧拒任伪省长”一说的源头，后来连篇累牍写韩国钧坚持晚节的文章几乎照抄了此文的很多文字，而此文除了引文，其描述，特别是细节，并不能排除是作者的“合理”想象。（没有录音、录像，后人只能合理想象，作者不同，想象会各异）

注释：

①《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基础》林远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六页。②邹家南：《韩国钧年表》，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1年2期42页。

③尚金州：《韩国钧：清廷大员终成“民族抗战之楷模”》，见《炎黄春秋》2018年第二期。

④《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三期。

⑤《韩紫石家中的怪婚姻》，1946年第十六期《上海滩》）。

⑥《渔村戈氏日记·韩国钧》。泰州市图书馆藏本。见图：

⑦《苏讯》1947年第八十一至八十三期。

⑧1948年《国史馆馆刊》第二期。

⑨马振犊、陆军。马振犊《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陆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曾发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论文多篇，参与编辑《日本侵华图志》。）

⑩伪国民政府（1938年至1945年）江苏省省长、省主席分别为：省长陈则民（1938年4月9日—1940年6月20日）；省主席高冠吾（1940年6月20日—1943年1月20日）；省长李士群（1943年1月20日—1943年9月9日）；省长陈群（1943年9月10日—1944年11月2日）；省长任援道（1944年11月2日—1945年）。（见《中华民国实录·第五卷》，主编曹必宏，副主编朱慧，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第四千五百二十三页）

附《中华民国实录》4523页部分页面照片：

附言：

2023年2月1日（星期三）上午10点29分，收到《苏州杂志》黄恽先生的电子信件（黄恽 ，苏州人 1966年生，供职于苏州杂志社，藏书家、文史学者，尤以研究民国文史最为擅长。著有随笔集《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文史集《古香异色》（海豚出版社，2012年）、《秋水马蹄》（金城出版社，2013）。）摘录如下：

“我只说自己的看法：梁鸿志时期，即38-41年，这个时候，凡是被日伪占领的地方，一般都会胁迫当地士绅出来当维持会会长之职，不一定有什么公务，公务一般由日本人掌握，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和社会安稳。到汪伪时期，41-45年，情况有所变化，维持会已经解散，开始正式的政权结构，这个时期，也有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出任官职的，但这种情况不多了，因为汪身边也有一帮人要酬庸，要安置，所以请韩紫石出任省主席的可能性不大。

汪、陈、周一般都用自己人了。所以我的判断是梁鸿志时期（当时没有正式建国）请韩出山任维持会长或别的政府高官都有何能，是合情合理的事，汪时期请韩出山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很多文章都描写韩面临威逼正义凛然地拒绝都是想当然的美化，事实上都是客客气气的酬酢和婉言谢绝，譬如以身体老迈为理由等等，不可能刚到如此，得罪有权有势之人，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测之祸的。

高冠吾是有学问的人，这人在苏州做省主席时，做了很多风雅的好事，如修沧浪亭、寒山寺等，后来做了新四军高官，专门为新四军缴获的东西作文物鉴定……黄恽。”

原题：韩国钧拒任“伪省长”存疑

平台声明：本网为文化公益性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所发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图片除标有出处外，其余来自网络，如有异议请致信本号删除。

来源：古今苏中编辑部

作者：夏俊山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