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迎曦、陆碧波|《张謇一生》第六章——转变契机-新苏北网

苏文文 发表于 2022-5-9 08:08:32

邹迎曦、陆碧波 |《张謇一生》第六章——转变契机

六、转变契机 通海团练    心系国运江海地区处于江海交接要冲，狼山镇即在其间，所以历来都是江防重地。由于面临日本海军随时可能侵入长江的威胁，张謇很快又振作起来，参加了兴办团练保卫乡里的一些活动。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卅日，闲居在家的张謇突然收到通州知州的来函，说是张之洞（时已移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已经奏请任命他总办通海团练。而在此五天前，张謇已经为海门厅同知起草防务章程，准备妥善安排即将前来驻防的仲字六营。从正月到闰五月，在五个多月时间里，张謇为江防工作付出了大量精力。 由于腐朽透顶的淮军、湘军都抵抗不住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有些封建统治者根据过去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又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官绅兴办团练。当时东北某些地方团练在辽阳、岫岩、海城、新民、盖平等地抗击日军颇有成效，这更引起一些主战派官员的兴趣。他们幻想又将出现一批比当年湘、淮军更为得力的地方武装，可以外御强敌并使“中兴”局面重新出现。但张謇却从接手总办团练之始就没有这样盲目乐观。他具有一些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对外国侵略者的实力也有较具体的感受，所以认为：“团练之不易措手也，筹之审矣。言者动以湘乡（曾国藩）见责，不知寇非粤逆，时非咸丰，地非长沙，人非曾侯，其事非塔、罗、杨、彭（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谬相假借，不知其也”。他深知已经巩固了自己最高统治地位的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内轻外重趋势的继续发展，她不再愿意容忍任何新的强大地方武装集团出现。时过境迁还想重温旧梦，这就是所谓“傎”（颠狂）。 不过张謇办理任何事情都表现出严谨细密的风格，他还是认真负责地亲自起草了《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和办法。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方案大体上都是以湘军营制和他本人在“壬午之役”中经验作为依据。他还写了一首《通海劝防歌》，大意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保卫乡里的热情，鼓舞练勇的信心。由于是对民众宣传，所以文字比较通俗易懂。以其中一段为例：“沿江沿海有沙滩，滩多洪曲碍轮船。日便分兵犯我境，大炮小船不能运。若论内地尽是沟，天然地营不要谋。撤桥断坝设穽陷，各就各圩容易办。道路原是本地熟，层层深入他不敢。”这种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积极防御主张，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同时，他鉴于过去办团练借筹款苛扰乡民的积弊，自己率先以24箱书籍，“付典肆抵质银千元”，补助通海团练费用，而不采用募捐的办法。 张謇是一个以新科状元、翰林的身份回乡守制的，又接受两江总督张之洞总办通海团练的重任，自然成为通州地区首屈一指的绅士，威信著于地方，实在是今非昔比。他趁举办团练之机，亲自为花布商人议办“认捐”，还经营义庄、社仓，修筑石路、石桥，筹划通、海、泰、如四地合习乐舞（古典礼乐），为书院筹措经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地扩大了他在通州地区的社会影响，扩大了他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取得了社会各界对他的信任，从而为他创办实业、发展经济做了良好的前期准备工作。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张謇撰写的《治兵私议》 但是，通海团练已经没有机会受到实战的检验了，因为不久就签订了《马关条约》，中日战争宣告结束。闰五月十四日，张謇正式收到张之洞的撤防公牍，随即陆续遣散各营练丁，半个月以后全部结束了团防事务。 乡居十载    实业救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天，张謇与张之洞交往频繁，他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互相交换了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并提出了开辟海门滨海荒滩的问题。张之洞十分欣赏张謇这位江南才子的学识与实干精神，并委派他创办通州实业。作为功成名就的士大夫，要从士林朝着向来被鄙薄的商人群体靠拢，却是颇费踌躇的勇敢之举。张謇为使自己痛下决心，投身实干，他是用一种清醒的自责、自省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张謇后来有一段回忆，说明了他当时的矛盾心理。他说“我自认为是一介贫寒之士，最初没有敢答应。后来细细一想，如今的读书人被世人轻视也不是一时了，原因就在于书生喜好说空话，说负气话，因此世人轻视书生，而书生反过来又轻视世人。如今想寻求国家的强盛，按理应当先从教育着手，还要先培养出能办教育的适当人才。可当局对此态度晦涩，显然不足与谋；而有资产者又背离阻隔不能合作。但要办此事，既不能与政府隔膜远离，又不得不与有资产者相谋划，因此只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么想，委屈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犹豫了数日后，这才答应了下来。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謇深受剌激。他曾对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会奏请求推迟换约时间寄予希望，也曾诵读“台民布告天下之文”而为之愤激，但一切都阻止不了屈辱的和局。当时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已经突破了帝后党争的狭隘圈子，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至包括帝党在内的爱国官绅，各种社会力量汇合成为反对卖国和约及割让台湾的斗争洪流。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当然是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还有康有为也领导十八省进京应试的举人向皇帝上书，恳切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张謇的友好和其他一些帝党分子，如文廷式、丁立钩、黄绍其、余联沅、易顺鼎等，仍然继续在北京上书言事，向后党和李鸿章集团进行口诛笔伐。不过他们那些典雅而又略带迂执的愤怒言词，已经被维新派更为高亢激越的变法救亡呼声淹没了。张謇由于守制在籍，没能直接投入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投降卖国的愤怒风暴，然而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与之相通，并且正思考探索新的救国之道。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和号轮船 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他在这一年夏天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救亡主张。这疏稿首先分析了《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性，接着提出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究工艺等等建议，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他非常强调发展近代实业和近代教育。 《马关条约》规定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厂，使张謇感到极大的忧虑。他沉痛地指出：“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来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日人）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外国经济侵略的重心逐渐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维新救亡思潮也从鼓吹“商战”逐步转为“工战”与“学战”，这些情况在疏稿中都有所反映。张謇建议，为了在工商业方面谋求对应之道，必须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设立公司，抵制洋货倾销等等。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剌激和中外资本主义的影响，促使这个具有某些开明倾向的爱国士大夫，把自己的人生道路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的方向。 张謇借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强调应该采取“商办官助”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他批评清政府“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建议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其轻重，而官为疏通之。勿使倾轧坏业，勿使诈伪败名。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官吏奖之。” 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张謇认识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紧迫性。他主张：“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优者，遣令出洋肄业。”并且强调，不仅要“培之于先”，更要注意“用之于后”，充分发挥这些新式人才的作用。从沉溺古代典籍、八股制艺，到迫切要求学习西方农业、工矿等等科技知识，这是甲午战后张謇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民国九年创办的垦牧高等小学校 张謇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实业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学校。但兴办学校需要经费，这又不得不仰仗于实业，所以张謇认为自己的救国宏谟还得从实业入手。正如他以后所回忆的那样：“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不可以已。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当时是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有议兴纺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抵制洋货    状元办厂甲午战争是张謇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也是张謇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这以前正如他自己所说：“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对外侮的纷扰、黎民的疾苦、内政的腐败、官吏的贪婪，特别是对李鸿章屈辱投降的外交政策，有强烈的谴责和根治的愿望。幼年受到注重农事和讲求实效的父教，求学时又受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这些成为他萌发投身实业意愿和产生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因。 甲午战败，是清朝腐朽统治与李鸿章投降卖国的外交主张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此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酝酿改良政治，发出了维新变法的呼声。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时代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张謇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破土而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天，为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为了救亡图存，张謇随即条陈八事，其中，“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三项，集中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图为光绪二十一年的大生纱厂外景 张謇《实业救国》的大事业首先是从创办纱厂开始，这并不是偶然的选择。他在为办纱厂拟订的《厂约》中，曾经讲到办此实业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在通州创办纱厂，既是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虑，也是为中国的资源和利益考虑。通州出产的棉花纤维长、韧性强，其质量之优为整个亚洲之冠，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纱厂所必需的原料。棉花输出，纱布输入，其势头一天比一天强。把我国的资源提供给人，人家就用这些资源制成商品转售给我，这无异于用自己的血来喂老虎，自己还袒着身子心甘情愿地做着。如此下去，利益不能守住，我们的民众一天天贫困下去，国家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由此可见，张謇的实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明确的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目的。 “状元办厂”是史无前例的惊世骇俗之举，对于视工商为末业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张謇的举动，无异于是对传统社会纲常秩序的背叛。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冲击下，已经分崩离析，走投无路。“状元”的改弦更张、弃官从商，可以说是时势使然。张謇的这一壮举，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走着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中国民间资本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露。中国民间资本内受专制压迫、厘捐苛索；外受洋商排挤、兼并，处境艰难，形态奇形，或投靠洋务企业希求豁免，或附股洋商逃避苛索。他们渴望着有地位有声望的社会力量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成为沟通他们与官府关系的桥梁，得到官府的保护与支持。为此，许多商人不惜重金通过捐纳途径，让自身或子弟获得虚銜封典，成为保护他们企业可以借助的力量。张謇是从正宗的士大夫群体之中脱身而出投身商海的，这对方兴未艾的民间资本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纱厂的创办，却让张謇领略到了有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种种艰难与挑战。在筹办初期，张謇为了避开企业实权落入官方之手，采取了“商办”形式，由他劝说、联合几位富商分任董事，在上海和通州两地筹集股金。虽说上海人对办厂已不稀罕，但由于在外资纱厂的竞争中，华商各厂均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致使一些官僚买办和绅商对投资办厂持观望态度。通海一带，更因风气闭塞，许多人还不知工厂是什么样子，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一些地主、商人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可就是不愿意冒险拿来办厂。这一来，两地的集股都难以进行，张謇也不得不考虑另谋办法，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改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即由官方提供搁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纺纱机，估值50万元作为官股投资，叧由张謇组织绅商再筹50万元，合作经营。可是，张謇这边的50万元的筹集仍然艰难，动议不久，作为发起的股东们，翻悔的翻悔，请退的请退，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呈现出失败的兆头。再加上遭逢上海纱布萧条，许多纱厂停办或欲出卖，集股根本无法进行。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况下，张謇独立支撑，又改用“绅领商办”形式，认领官机的一半，即25万元，自己再筹25万元来办厂，讲明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虽说资金已缩减，但全数筹集仍是困难重重，张謇因此常常奔波于通沪等地。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及官方的空言搪塞，张謇“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以坚忍不屈的意志顽强争取，有时不得不靠卖字来弥补旅费的不足。尽管如此，他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图为大生纱厂摇纱车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经历重重挫折的纱厂终于在南通唐闸镇建成投产。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日生”之意取名大生纱厂。对于厂名的涵意，张謇在日后与友人交谈时解释道：“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后来张之洞把机器运到南通，要求我组织公司，我接受此机器之后，即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涵义。而现在要扩充盐垦，亦不离此宗旨。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份。” 大生纱厂是通过临时的挪借告贷，在极其困难的状况下开工的。因为流动资金的严重缺乏，棉花、燃料等也不足所用，而官方与各股东又袖手旁观，致使张謇窘困万分，在上海与何眉生、郑孝胥“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其时，他甚至还想通过出租纱厂抵出资金来加以维持，终因对方一再贬价未能实行。直到开工约半年后，通州棉纱销路转畅，纱厂获得丰厚的利润，才算渡过了难关。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图为大生纱厂的“公事厅” 大生纱厂开车伊始，张謇还亲自拟定了一份《厂约》，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厂约》共十六条，除阐明办厂目的、动机外，对纱厂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的责权、利润分配、奖励赏罚、工资福利以及职工伙食标准、徒工学习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全厂各车间、各职能部门也都制订有详细具体的管理章程。 为了铭记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刁难、捉弄，张謇授意请人画了四幅《厂儆图》，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内，用作儆戒。四幅《厂儆图》形象地记录下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起步的艰辛。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龙女方了爱慕俊美的青年来到人间，又为了与这个青年白头偕老而宁愿把龙体变成凡人。但这种从龙到人的蜕变过程是很艰辛的，她必须忍受千刀万剐似的“脱鳞”痛苦的熬煎，只有当鳞片脱尽之时她才能最后诀别龙宫并进入凡人的群落。可以这样认为，大生纱厂创办之日，就是张謇开始“脱鳞”之时。 保卫东南    宦海波涛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中，张謇除忙于创办大生纱厂以外，还从事其他一些维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并且在实践中逐步提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进步主张。 张謇由于出身小商人家庭，所以一向对厘金的危害感受比较深切。在正式兴办实业以后，他更加渴望扫除这一障碍。根据十年以前办理减捐失败的教训，他对主管厘捐的税务官员已经完全失望，主张应该由花布商自行组织起来“认捐”（包捐），借以抵制官府的贪污勒索。 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清政府谕令，把通海一带的各种名目的厘捐一律改为产地统捐，名义上说是为了改革腐败的税政，但在贪官污吏的把持下，统捐反而超过旧日厘捐总额的六成，当地商民为之愤怒哗然。正好这年夏天张之洞邀请张謇多次讨论商务问题，并且询问统捐的利弊，张謇乘机倡议会同通海地方官员和商人议行“认捐”。 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后，张謇开始正式办理认捐，其主要的活动首先是去说服张之洞。他在十二月二日的日记写道：“诣南皮（张之洞）辞行，为‘认捐’事辩论二十日，万目睽睽，至是有绪。”这就说明在背后支持张謇活动的乃是“万目睽睽”的以花纱布为主的各个行业的商人，而张之洞在社会舆论影响下倾向于接受关于“认捐”的建议。 从张謇的主观愿望来说，他提出认捐方案，不仅是维护商人切身利益，其中也包括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切身利益；而且也确实是为清朝政府着想，企望使国库因此真正增加一些收入。他诚心诚意解释说：“通海商民所出厘捐之数，上用四而中饱六，包认则取中饱以归上”，而且尽撤厘卡又可以节省大批行政经费，两项合计每年可增加税收8万千文。如果江宁藩司所属23个厘捐局，一律改由各业商人自行包认，则“国家无须克剥小民而坐增二三十万之款矣。”张謇自己认为是处处为“国家”着想，可是“国家”的官员却极为害怕张謇的计划得到实现，特别是害怕通海的成例会推广到江苏其他州县，从而更为严重地堵截他们的财源。 张謇对税政不满的情绪，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正在深化。在此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张謇一直强烈谴责厘金的危害，并且从未停止要求废除此项弊政的努力。但是厘金已占清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从光绪二十年到二十八年（1894—1902），每年上缴国库的总额在1400余万两至1600余万两之间，当政者怎肯轻易丢掉这棵“摇钱树”。因此，张謇的革新追求，便必然要从实业、教育逐步扩大到政治方面。 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1895—1897），张謇在家守制整整三年。在此期间，他主要是忙于创办纱厂，“精神智虑费于事外者十七，尽于事中者十三”。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已经忘情于国内政局的变化。作为帝党的骨干，他不能不关心帝后党争的发展趋势；而作为正在向企业家转化的开明士绅，他又不能不注意蓬勃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张謇再度入京到翰林院销假，其时正赶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对于维新运动，张謇采取的是一种稳健的态度。尽管三年前，他也曾应友人梁鼎芬之邀，列名参加康有为等组织的上海强学会，而这一次在翁同龢处看到代拟的《明定国是诏》后，他还应嘱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办法》，但是凭着对宫廷政局的洞悉，他还是一再奉劝康梁不要轻动。不久，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并开始对维新人士施加迫害。张謇为了避免卷入更深的政治旋涡，辞谢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以通州纱厂事未办成为由，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返乡。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当张謇雄心勃勃地准备扩张他的实业领域时，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发生了。西方列强担心义和团运动危及他们的在华利益，组织“八国联军”经天津直犯北京。当时，张謇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与南方疆帅合推两广总督李鸿章“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天津失守后，时局更加纷乱，张謇等东南绅商担心战火延及长江流域，更到南京劝说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然而在张謇的一再劝说下，刘坤一终于甘愿冒风险，于五月三十日由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协商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而张謇则是此举的重要促成者。 <ignore_js_op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ignore_js_op>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 《东南保护约款》是在清王朝统治已陷入危机状态，中国社会已面临全面混乱的形势下，由东南地区利害相关的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帝党分子、新式绅商通力合作，与急需维护其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的西方列强达成的维护中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社会经济秩序的临时协议。它在维护西方列强侵华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南部中国的暂时安定，制止了中国进一步走向混乱和分裂的局面，因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作者：邹迎曦、陆碧波 编辑：吴勇胜 <link rel="stylesheet" href="//www.xinsubei.com/source/plugin/wcn_editor/public/wcn_editor_fit.css?v134_TTs" id="wcn_editor_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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